淩叔華是中國現代才女作家，崛起並成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當時的冰心、廬隱、馮沅君、陳蘅哲、蘇雪林齊名。著名美籍華人學者夏誌清早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裏斷言，“不過在創造才能上，這些人都比不上淩叔華。”這自然是夏先生的一家之言，卻不難看出他對淩叔華才華的賞識。他甚至說，“和冰心一樣，淩叔華寫的也是婦女和兒童的故事。和冰心不一樣的是，她一開始就顯示出一種較成熟的感性和敏銳的心理觀察，潛力也比冰心大，可惜的是她在三十年代的作品很少，無法證實這一份潛力。”
這倒確實是事實，淩叔華一生總共出版過五本書：小說集《花之寺》、《女人》和《小哥倆》，散文集《愛山廬夢影》，以及用英文寫成的帶些自敘傳色彩的小說《古韻》。
淩叔華的小說大都情節簡單，人物不多，結構纖巧，比較遠離時代。她的文字清秀俊逸而又樸實無華，哀感雋永而又浪漫生情，清朗明快而又雅淡細膩，獨具“閨秀派”之風。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的序中，曾這樣評價她：“淩叔華的小說……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複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靈。”
徐誌摩、沈從文和蘇雪林更是把淩叔華比作中國的曼殊斐爾。在第一個將曼殊斐爾小說翻譯成中文的徐誌摩眼裏，“一般小說隻是小說，她的小說，她的小說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隻求暫時的流行，博群眾的歡迎，她卻隻想留幾小塊‘時灰’掩不暗的真晶，隻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讚賞。”
徐誌摩認為，“曼殊斐爾是個心理的寫實派，她不僅寫實，她簡直是在寫真！……隨你怎樣奧妙的、細微的、曲折的、刻薄的心理，她都恰如其分地表現出；她手裏擒住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人的心靈真實的變化。……她的藝術是在時間與空間的縫道裏下功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鏡子反映，不是用筆白描，更不是從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兩個不容情的指頭，到人的腦筋裏去生生捉住成形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們現原形！” 蘇雪林便借此說，“淩叔華作品對於心理的描寫也差不多有這樣妙處。”“叔華既具有東方典型美人的美，她的作品也幽深、嫻靜、溫婉、細致，富有女性溫柔的氣質。假如文學真有什麼‘女性’（Female）、‘男性’(Male)的分別，叔華的作品，可說是百分之百女性的，正所謂‘文如其人’”。
說到淩叔華的小說，當時已後來的評論雖不是很多，褒貶卻也鮮明。1927年淩叔華發表小說《花之寺》時，沈從文評論說，“叔華女士，有些人說，從最近幾篇作品中，看出他有與蔓殊斐爾相似的地方，富於女性的筆致，細膩而幹淨，但又無普通女人那類以青年的愛為中心的那種習氣。”“以明慧的筆，去在自己所見及的一個世界裏，發現一切，溫柔地寫到那各樣人物姿態，叔華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條新路。……使習見的事，習見的人，無時無地不發生糾紛，凝靜地觀察，平淡地寫去，顯示人物‘心靈的悲劇’或‘心靈的戰爭’，在中國女作家中，叔華卻寫了另外一種創作。作品中沒有眼淚，也沒有血，也沒有失業或饑餓，這些表麵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與之遠離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個平靜世界裏，看到的悲劇，是人生瑣碎的糾葛，是平凡現象中的動靜，這悲劇不喊叫，不呻吟，卻隻是‘沉默’。”
賀玉波在《〈酒後〉作者叔華女士》一文裏指出，“作者的創作態度不嚴肅鄭重。因為她是個有閑階級的夫人，便養成了無聊、輕薄、滑稽、開玩笑的惡習。而這種惡習便充分地表現在她的作品裏，使人讀到那種作品上時，發出一種輕視厭惡的心理。”
阿英在寫於1929年的《花之寺--關於淩叔華的考察》中認為淩叔華小說的特色，“是在描寫資產階級的太太們的生活和各種有趣味的心理。她的取材是出入於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學生，以及老爺少爺之間，也兼寫到不長進的墮落的青年。她應用繪畫上素描的方法，來表現以上的兩種人物，風格樸素，筆致秀逸。她的態度，當然是對這種種生活表示不滿，她表現了她們的醜態和不堪的內裏，以及她們的枯燥的靈魂。……她是站在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在表現資產階級的女性，對她們表示了不滿。……說到描寫方麵，是有幾點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會思想下的資產階級的女性生活，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病態，以及資產階級的女性被舊禮教所損害的性愛的渴求，和資產階級青年的墮落。她的描寫在這幾方麵是擅長的，而且是有了相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