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不重要。30年教齡。30年未離開那座四周砌著青磚的中學。30年的老先進。之後，被提拔做了股一級的政教處主任。她不了然、也不計較股一級算是什麼級，隻認是提拔，就是組織的信賴。滿腔振奮地去上任。
她畢業於師大政教係。高中階段就入了黨。從踏上講台的那一天起，就沒想過再去做其他事。以後建立了一個平平靜靜的家。她說：我可能做不了一個好主婦，但要做一個好教師。30年曆史證明：她找到一個模範的丈夫。她成了一個模範的教師。
她是個做事認真的人，走馬上任後（政教處隻有兩個人），就全身心投入認識、掌握新工作的職能、內容和規律。那幹事是位老資格，年齡接近退休了，在崗的時日也很長了。她所提出的新主意、新想法、新措施，他都一一否定。說她那是花架子，是新鮮勁兒一陣子，最終還是老路子。說他是個求實的人，不去做那些無用功。實質他隻是想安逸，想混到退休畫句號。她是個珍愛名譽的人。生怕把幹群關係搞僵了，讓別人說她連一個兵也帶不好。就十二分地遷就他。讓他什麼也不做。自己寫計劃、打報告、製表格、擬製度，起草包括德、智、體在內的班際評比先進的項目細則與標準。自己查早操、查紀律、查教學、查衛生、查遲到早退。把結果日日公布在校門裏那塊影壁一般的黑板上，向全校師生作通報。
她是個身先士卒的幹部。在那座師生過千的中學裏，她總是第一個到校，最後離開學校。她已是年近五十歲的人。歲月的魔筆，在她的麵頰上勾出了魚尾紋，在她的雙鬢處抹上了花白，把她的身軀畫打折。而她的心中燃著一團青春的火，不舍冬夏與春秋。在那座古舊灰暗的校門前，每當一個新晨到，總能看到她那嬌小的身影，雨天一把傘，下雪一塊大圍巾，刮風短發四下飛，手中一支筆，一個記事本，門神一般地迎接按時入校的師生，也阻截、教育遲到的學生，並把他們的班級、姓名記下來，之後一一作曝光，並納入評比的積分中。對教師執行製度也嚴厲。應進崗位的鈴一響，她又是一支筆、一個記事本。樓上樓下一陣跑，挨個教研室、年級組作檢查。遲到、誤課、缺勤、缺會的都記下來，再按校方有關規定作扣罰。
教師們無可奈何地說：她比校長還校長。周末全校大掃除，又是她瘋忙的大半日。十多個教室、各班級的環境衛生區，她要一一都跑到，而且一一記分數，寫評語，周一專版作公布。遺漏在死角、草叢的紙球和雜物，她都一一揀攏來，放進附近的垃圾簍。一些師生就有說法——垃圾簍該換大的，否則不夠她放了。她雖然聽不到這些話，但怪樣的臉相能看到，她毫不退縮地做她的事。
她在崗位上放飛車，回到家裏就散架。她的腎髒有毛病，一日奔下來，兩腳腫得脫不下鞋。躺在沙發裏。把腳翹起來，使過多的充血退下來。再脫鞋，脫襪，用熱水燙腳。之後丈夫把熟毛巾遞給她，女兒把熱茶遞給她，並問她想吃一點啥。有時候她在外麵不順心，在親人麵前就流淚，孩子一般地抽泣。但又從不講緣由。丈夫、女兒都習慣了，丈夫給她按摩腿，女兒替她擦眼淚，默默地任她作發泄。
學生、教師的事好辦。即使受點抵觸或閑話，她都能理解。她感到委屈、棘手、無奈的事，多來自同級和上級。同級有時不買她的賬，校長們隻把她作老幹事看。她的認真、認死理，遇著這些人，就被看成思想僵化，作風陳腐了。縱使事後證明還是她的意見對，領導們從不作反思，也從不記得她曾經說過正確的話。她不是斤斤計較是非得失的人，但她在管理、參與、麵對了太多的事情後，忽覺得在上上下下方方麵麵的問題前，自己舉手投足都不對勁，左右調整還是難適應。深刻認清了自己就不是做幹部的料。她想回去當教師。當好一個班主任。決定學期末就寫辭職報告。
年終總結來到了。在評選年度先進工作者的活動中，她萬萬沒想到自己幾乎得全票。她想到抵觸過她的教師還投她的票，不欣賞她的一些想法做法的領導還投她的票。她還是全校最受肯定的人。她的思緒全亂了。
她跑回家大哭。對丈夫訴她的苦與難。丈夫沉吟良久說：“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事。也還是公公平平的事。”
《西安晚報》1995.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