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他發表在《中國水土保持》上的一篇文章——《一個卓有成效的嚐試》，知道他的名字的。那時候，以戶承包治理小流域，已成為國家政策，在全國普遍推廣。孫博源作為參與和總結這項群眾創造的先驅，亢然立在我的腦海中。以後又看到他編著的《戶包治理小流域技術問答》和《怎樣搞好以戶承包治理小流域》兩本書，深入淺出，通俗明快。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融為一體的手法，係統論述了戶包治理小流域的產生、發展、前景以及推廣方法和步驟。揭示了戶包治理小流域的強大生命力在於把社會單元（戶）、自然單元（小流域），通過承包的政策，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達到責、權、利相統一，治、管、用相結合，而獲得物類競爭、自我發展的無窮動力。再後，又得知他在河曲縣五花城組建了全國第一個小流域治理開發股份公司，在五寨北溝流域建成科研與生產一體化的股份製公司及新寨鄉治理開發合作社。使水保事業向開發型、商業型轉化邁出了一大步。
他確是個難得的開拓者。
他在山西省忻州地區水利水保局做主管水保的局長。1989年，我到忻州采訪了他。
他的外貌很尋常。樸實到粗樸，比實際年齡顯衰老。中等個、瘦身量，清臒的臉龐上，眼睛微微窩進去，唇廓稍稍鼓出來，鼻梁隆直，法線曲深，頭發、胡須全白了，都是銀針茬子一般端戳著。他握一頂麥秸草帽，敞著舊製服衫子從院門走來那形狀，絕像一個老村長。
他的出身很貧苦。1948年，15歲的他就離家投奔革命隊伍了。先做勤務員，科員，1953年入黨，1954年當上縣民政科科長，後調縣政府做辦公室主任，調公社做黨委書記。1964年“四清”運動中，工作組把已調到地委組織部工作的孫博源定為“地方宗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揪回原單位批鬥5個月，開除了黨籍。“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定為黑幫，雙開留用，遣返回鄉，勞動改造4年零7個月。在這段不堪回首的痛苦日子裏，他養活全家老小八口人，每月隻能領到生活費30元，被迫將一個女兒送了人，將三間價值千餘元的私房以300元低價賣出去，把一塊羅馬表幾十元賣掉，以添補一家人最低水平的用度。
1973年，他開始上訪，要求甄別。幾經周折，直告到當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同誌處。李副總理批複要山西省革委會複查。1975年12月平反。撤銷處分，恢複黨籍，複職工作。
孫博源複職後，沒有去再翻騰自己受過的那委屈。他知道，那是運動的失誤，誤傷的同誌千千萬萬。他在農村煎熬的4年7個月，更加深切地體受到了廣大農民的疾苦。一股與民同難的強烈道義感，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責任感，驅使他一頭撲進幫助人民脫貧致富的工作中。他搞的是苦而又土的水土保持工作，但他清晰地認識到——家鄉的人民，山西的人民，整個黃土高原的人民，窮根就紮在水土流失製造的童山禿嶺爛溝破壑中。他多次向基層幹部和農民弟兄作呼號：山區要脫貧，農民要致富，水土保持是出路。
一日，他從山村返回來，正構思寫一篇對水保工作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調查報告。一位領導跨進他的辦公室。說：“給你補發的工資數目核清了，7000元。眼下機關經費緊，你可先領3900元，餘數分批再補你，請你能見諒”。孫博源略一思索赤誠地說：“能有3000多塊錢，就把我的債務和眼前的困難解決了。下餘的一個不要了。國家不富裕，人民群眾普遍窮，我孫博源不能貪那財。”領導愣了一刹又勸道：“老孫，拿這錢可不是貪什麼財，全是你自己應得的，況且，讓你遭了那麼多難……”他隻答一句：“不提啦，過去啦。”
他作為地區水利水保局領導，在舊辦公樓陰麵房子辦了8年公。忻州冬季酷冷且持續時日長，供暖設備又極差。陰麵辦公室，終年不見日，陰森森透寒氣。他有胃潰瘍，年歲也過了盛壯年，在陰房子裏熬嚴冬，常常是腰間綁隻暖水袋，腳踩兩個灌滿開水的滴液瓶，兩隻手不停地摩摩擦擦造溫熱。但他卻數次拒絕調到向陽的辦公室。說：“人人都是知冷知熱的血肉軀，我當個局長，就比別人金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