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長不是別人，是我的同學。我的同學很多，足跡遍布天下，他們多在自己的領域取得成績，其中行政官員升到處級的就有二十一位，經理九位，出國留學的三位，而作家和囚徒都隻有一位。鄉長也隻有一位，鄉長馬可行在大學時代很是平凡，起碼他沒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步入社會，他似乎依然平凡，因為我一直沒有獲悉關於他的任何新聞，如果不是他參加同學的聚會來到西安，那麼我仍不知道他，甚至已經忘了他。我忘的，多半是在底層謀生和在僻壤工作的同學，這是我的醜陋。在大學，除了我的朋友之外，唯那些當了幹部或出盡風頭的同學給我留下印象，然而馬可行不當幹部，也不出風頭。他是從農村考入大學的，大學生活增加著他的知識，擴大著他的視野，可他卻一直留平頭，操方言，也始終沒有穿上一雙皮鞋並釘上鐵掌在教室走來走去。馬可行性格內向，為人本分，不過，仔細想想他那張平靜的臉，抿著的嘴唇，便也感到他是有心計的。我確信他是能夠交往的人。世間能夠交往的人不是很多，遺憾我把馬可行漸漸忘了。他在哪裏工作，他從事什麼職業，我都不知道。
多年之後，我接到一個同學聚會的電話通加，遂不假思索地答應赴約。我猜測，我的態度一定會讓傳達通知的人感到我熱情依然。毫無疑問，**同學是我希望的，但我的熱情卻遠遠沒有我的聲調所顯示的那麼高漲。我答應赴約的聲調，幾乎仍是我在大學時代充滿朝氣的聲調，這種聲調的恢複，完全是校園生活的一種條件反射。問題是，我離開校園很久了，我很清楚，我的嗓音已經沙啞，我的理想已經從生活的千瘡百孔泄漏殆盡。同學總是親切的，這是在世間流行甚廣的一個教條，不過我的體會是：唯有親切的人才是親切的。我的體會蘊含著一種殘酷的成分，我認為，親切並不因為屬於同一團體或者有同一經曆而產生，甚至同一家庭的成員也難以親切。我覺得，同學總是親切的，這個判斷，隻含百分之五十的道理。事實是，這次聚會讓我感到親切的，唯鄉長馬可行，其他同學與我都有那麼一點距離，然而我不遺憾。
凡是在西安的同學，幾乎都參加了聚會。互相見麵之際的握手和問候，成熟，老練，一下就展示了經曆的深度和廣度。不過同學畢竟是同學，同學肯定有同學的親切。當然這種親切已經缺少過去的一種率真與自然，親切的神情之中已經夾雜著交際的技巧和客套。我看同學是這樣，同學看我何嚐不是這樣？吃飯之前，聚會的同學紛紛交流自己的情況，聚會的真正價值仿佛就在這裏。起碼我這樣理解，所以我認真地傾聽。然而進入豪華的包間，我的同學的聲調便帶著敷衍，帶著虛飾，而有的則在誇富。我以為那種在中檔皮衣包裝之下的誇富的神情十分拙劣。我沒有料到同學聚會的氣氛是這樣，這使我打算尋找一個借口離開包間，而且永遠回避這樣的聚會。
在我這麼思想的時候，響起了幾點敲門聲。敲門的，是鄉長馬可行。尾隨馬可行進來的是他妻子，他妻子攜帶著大約五歲的兒子。他像農民趕集市走親戚似的挎著包，背著包。看見馬可行，我才想起他。在看見他之前，他並不在我的意識之中。看見他，我才從別的同學那裏知道他在乾縣一個地盤當鄉長。我從小生活在農村，農村人所能接觸的最高官員隻有鄉長，鄉長相當於農村人的皇帝，農村人對鄉長的***慣成自然，而且我依然帶著這種習慣。於是，馬可行作為鄉長一進入包間，我就驚詫起來。我覺得，盡管我在城市呆了十年之餘，可我的一些末梢神經卻仍埋在生長五穀的土壤之中，否則，我怎麼一看見鄉長馬可行我的厭倦情緒便蕩然無存呢？實際上不是這樣。實際上是：我驚詫馬可行依然在農村。他從農村考入大學，畢業之後，混了十年之久怎麼仍在農村，而且隻當了一個小小的鄉長！他沒有改變環境的打算麼？他沒有采取行動麼？他缺乏能力和條件嗎？不管紅道還是黑道，隻要達到目的就是大道，然而馬可行仍在農村。我打量著馬可行，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望著他。馬可行仍留平頭，仍操方言。他身上唯一有時代特點的是他的棉衣。西安到處流行一種從南方過來的條絨棉衣，他穿了一件豆色的，帶著翻毛領子。乾縣距西安一百二十六公裏，他帶著妻子和兒子，乘坐早晨的長途汽車來到西安，同學聚會結束之後，他將返回乾縣。他風塵仆仆，不過顯得激動，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