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之後，“電懋”老板陸運濤遇空難，左派電影機構遭受政治上的重創。而邵逸夫的清水灣影城在這一年建成，各路人馬齊聚旗下，邵氏公司在香港再無強大的競爭對手，一時風光無限，獨霸香港影壇，無人敢與爭鋒。
這時的邵氏，每年要出品幾十部電影。邵逸夫坦率承認，達到這個數量，需走“抄襲”之路。也就是參考借鑒國外影片或者舊中國三、四十年代影片，甚至原封不動地照搬別人的影片精華和創作思路。對此，邵逸夫從不諱言，他說：“我們哪兒有那麼多的故事和小說改編成劇本？哪來的時間和金錢去創作？”抄得像模像樣，可能是一部賣座的片子，最怕抄得不三不四。
事實上，當時香港各電影公司拍的許多影片，也多是國外影片或中國傳統影片的翻版，一個“梁祝”，就有十幾個版本。隻是許多片商沒有邵逸夫的坦誠。
但即便是模仿，也有山窮水盡之時。邵逸夫每天沉浸在電影裏，對電影的市場走向最為敏感。當時，香港影壇仍是邵氏帶動起來的黃梅調天下，但是，物極必反，久盛必衰，這是鐵的定律。邵逸夫意識到，無論是話劇式國語片還是黃梅調國語片，此時都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
那麼，邵氏公司下一步，應該走什麼戲路呢？
對於電影市場的把握，沒有人能夠超越邵逸夫。他在反複比較、權衡、研究之後，把目光投向了武打片。
其實，武打片在中國的曆史由來已久。早在電影這一事物進入中國之初，1905年，中國最早的電影製作人任景豐，就請來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拍攝了譚鑫培先生的拿手戲《定軍山》。主要為“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片斷，都為武打動作，不妨將此劇定性為武打片。
邵氏兄弟涉足武打片同樣很早。1925年底，天一公司即拍攝了《俠女李飛飛》，可算作中國第一部武俠片。真正掀起武俠片高潮的是稍後的1928年，明星公司根據一部武俠小說《江湖奇俠傳》，改編成電影《火燒紅蓮寺》，連續拍了18集，使上海影壇一時成為“火燒片”天下。
但是，那個時候的武俠片，大多改編自神怪功夫小說。內容荒誕離奇，脫離生活實際，都是些神功奇術。所以到30年代初，武俠片熱漸漸退潮，影壇上很少再出現武俠片的身影。但這短短幾年間，各公司共出品了250多部神怪武俠片，占當時影片總數的一半以上，可見其影響之大。
由上海來香港的著名導演洪仲豪，見到神怪武俠片因過於荒誕而失去了市場，決定拍攝一部突破神功注重真功的武俠片。他發現，觀眾對行俠仗義的情節、精彩的武打動作，還是非常歡迎的，隻是對嚴重脫離現實的情節不以為然。所以在1938年，洪仲豪拍攝了由著名粵劇演員馬師曾主演的《方世玉打擂台》，之後又拍攝過《火燒少林寺》、《大鬧三門街》、《瓦崗寨》等武俠片，可以稱得上是香港武俠片的鼻祖。
1949年，香港《工商日報》連載了朱愚齊的武俠小說，以黃飛鴻為主角。黃飛鴻是一個集中國傳統武術於一身的英雄人物，香港導演胡鵬從中找到了靈感，於是與好友吳一嘯一起，將小說改編為劇本，並進行拍攝。此片由新加坡電影商溫伯陵投資，關德興主演。劇中黃飛鴻行俠仗義時所施展的拳腳，深深迷住了香港觀眾。截至1959年，10年間以“黃師傅”為主人公的電影，共拍了68部，整個港島幾乎成了黃飛鴻的天下，成為電影界的傳奇。
但是，到了60年代，香港武俠片漸漸被觀眾厭倦。那種打打殺殺，大多千篇一律，且全無套路，缺少內涵，久了，觀眾對此就失去了興趣。
邵氏公司並沒有因此受到衝擊。多年來，公司的主打產品都是黃梅調歌舞國語片，因為廣受歡迎，票房可觀，邵逸夫未輕易想改弦易轍，而是將黃梅調片一路拍下去。
當其時，李翰祥離開了邵氏，到台灣另立山頭，創辦自己的公司。邵氏的黃梅調國語片，始於李翰祥，亦盛於李翰祥。似乎隻有在李翰祥手中，黃梅調片才能煥發出自己的光彩。李翰祥走後，邵逸夫令其他導演繼續把黃梅調片發揚光大，但事與願違，邵氏的黃梅調片自李翰祥走後，再也沒有掀起過觀看熱潮。
這時，以看電影作為主要工作的邵逸夫，從一部影片當中看出了邵氏的出路所在。
這部電影就是《雲海玉弓緣》。
說到《雲海玉弓緣》，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日本電影。日本電影最初傳入中國，是憑借亞洲影展。亞洲影展創辦於1954年，其前身為東南亞電影節，由日本的大映公司發起，目的就是要將日本片打入亞洲，使亞洲各國認可、接受日本電影。亞洲各國電影商都踴躍參加這一盛會，而日本電影果然也因此被亞洲觀眾廣泛認識。
最早得到華語觀眾認可的日本電影，便是日本武士片。1955年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拍攝了日本武士片《七武士》，於1957年在香港上映，很受觀眾歡迎，掀起了不小的觀看熱潮。此後又有增村保造、稻垣浩等導演的影片進入，使日本電影憑武士片真正打開了香港市場。
邵逸夫作為職業電影人，接觸到的日本影片自然更早也更多，眼光也更為專業。他尤其關注日本武士片，因為武士片在日本電影裏最受觀眾歡迎。邵逸夫認為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本來就由中國傳入，所以日本的武士片與中國的武俠有著很深的淵源。他對日本電影評價很高，因為日本作為當時亞洲最為發達的國家，電影製作水平也走在亞洲同行的前列。較之同一時期粗製濫造的香港武俠片，日本武士片電影的質量，要精良得多。邵逸夫曾經感歎：什麼時候香港的武俠片能拍到日本片那樣精致，一定好賣。
日本的經濟、政治環境，民族文化，均不是當時的香港可以比擬的，所以邵逸夫也隻是說說，並未付諸實施。他仍然守候著他的黃梅調國語片陣地，在這一領域內做到最好最強。
但李翰祥的離開，以及黃梅調國語片的泛濫，令邵逸夫意識到，這一領地可開發利用的資源已經不多，陣營正在縮小，而觀眾的口味也正在悄悄發生改變，對黃梅調片漸漸膩煩。
這時，他看到了《雲海玉弓緣》一片。這部影片是1965年，長城電影公司根據梁羽生的同名武俠小說改編，由張鑫炎導演，傅奇、陳思思主演。一向以“表現工農兵、為政治服務”為宗旨的左派電影機構，這一次另辟蹊徑，捷足先登，在沉寂許久、被觀眾稱為總拍“爛片”之後，在香港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向冷淡左派電影的香港觀眾，開始追看此片。
邵逸夫注意到，《雲海玉弓緣》從內容上吸收了不少日本武士電影的精華，使普通武打片具備了比較深厚的思想內涵，製作也相對精良，杜絕了武打片慣有的粗製濫造。邵逸夫特別注意到，片頭顯示演職人員字幕時，打上了“武術指導”四個字。這令邵逸夫大受啟發，意識到武俠片裏的武打動作，不能夠胡打一氣，而是有套路、有規矩的，演員不僅要聽從導演的調遣，還需服從武術指導的安排。
左派電影機構，由於政治因素，不可能沿此套路走下去，在市場上對邵氏公司完全構不成威脅。邵逸夫非常清楚這一點，他看完《雲海玉弓緣》，敏銳地意識到，邵氏的新出路，也許就在這裏。他請來鄒文懷以及邵氏其他上層決策人物，一起再看這部《雲海玉弓緣》，看完之後對他們說：“我們的黃梅調可以冷一冷了，搞武打片。”
但是，這一次的轉型，不同於最初天一公司拍攝《俠女李飛飛》，隻需個故事梗概便可以開拍，對細節、動作全無要求。此時的邵氏公司，口號是“邵氏出品，必屬佳作”，大製作、精製作是其宗旨。邵逸夫更從日本武士片中得到啟發，認定隻有製作精良，才能贏得市場。但是，這就要求必須有一個真正懂得、深度把握電影的人，來統籌全局，調度安排，就如同李翰祥之於黃梅調國語片。
此時，邵氏旗下導演無數，有許多是執導過優秀片子的著名導演。但是，邵逸夫經與鄒文懷商量，最後卻把眼光落在了邵氏的二線導演張徹身上。
張徹加盟邵氏，得益於邵逸夫對一切電影信息的關注。邵逸夫平時除了在試片室觀看電影，對報紙上能夠看到的一切關於電影的文章，也都非常留意。他對這些文章都會認真閱讀，認為有道理的，還會反複研究，以便從中了解電影市場需求、觀眾反應等信息。邵氏公司是香港電影業的龍頭老大，報上自然也經常會出現有關邵氏影片的信息，無論是褒是貶，邵逸夫一律仔細閱讀，認真對待，虛心聽取社會各界對邵氏電影的意見，以便能不斷地調整改進，更好地適應市場與觀眾。
在所有這些報紙中，邵逸夫比較看重《新生晚報》。因為《新生晚報》辟有一方影評專欄，專門就香港影壇的各種現象，發表各自的意見。慢慢地，邵逸夫注意到一個署名“何觀”的影評人，經常在《新生晚報》上撰文。這位“何觀”不同於其他人，在那裏胡亂八卦一氣，隻為噱頭。何觀似乎很有思想，看問題準確而深刻。他的文章觀點犀利，見解獨到，在談到邵氏電影時，其品評往往一針見血，非常到位。他曾經態度明朗、坦誠直率地批評邵氏影片缺少陽剛之氣，邵氏公司是女明星天下，風格總以陰柔為主，長此以往，必致公司發展不平衡。他還以美國好萊塢作為例證，以事實說明男女比例均衡的必要性。他說，好萊塢有瑪麗蓮·夢露、伊麗莎白·泰勒等著名女星，但也有柯克·道格拉斯、史蒂夫·麥奎那樣舉世聞名的男影星，而不是像邵氏那樣，隻捧女星，忽視男星。
邵逸夫看著這些文章，對作者非常讚賞。當然，作為電影公司的老板，他比普通人——比如這位“何觀”，更清楚香港電影業的發展趨勢，更知道什麼才是一家電影公司所應該重視的。邵逸夫當然知道男女星均衡的重要，但畢竟香港不是美國，邵氏也不是好萊塢。在香港，電影尚有其局限性，觀眾對一部電影認可與否，一定程度取決於對女星是否喜愛。
但是，邵逸夫知道，文中所提到的，確是電影發展的大方向。他覺得這個“何觀”談得非常懇切，非常客觀，不由對作者發生了興趣。邵逸夫派鄒文懷去打聽，“何觀”何許人也。鄒文懷曾在報業幹過多年，因此不費吹灰之力，很快即打聽出“何觀”的來曆。
“何觀”真名張徹，本名張易揚。1923年生於浙江青田。張徹本是一位文化官員，曾任“上海市文化運動委員會”秘書，此前還曾在張道藩先生主持的“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工作過。張徹本有條件從政，有望在仕途飛黃騰達，50年代，他在台灣認識了蔣經國先生，兩人過從甚密。但張徹文人氣很濃，對官場、政治全無興趣，而對電影、戲劇非常熱愛。張徹是台灣第一部國語片《阿裏山風雲》的編劇，並與張英一起，導演了這部影片。由他撰詞的主題曲《高山青》，是十分經典的歌曲，被傳唱至今。
大才子張徹改名“何觀”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實屬無奈。1957年，女明星李湄在香港成立了北鬥影業公司，邀請張徹從台灣前來，編導影片《野火》。這部影片由李湄和高原主演，是一部小成本製作的黑白文藝片，1958年4月在香港上映，反應平平。但影片雖然沒火，張徹卻因此出了名，因為這一場戲，張徹被與緋聞攪在了一起，當地媒體有“李湄在台灣找個小白臉做導演”等等不堪言論。這類事情，向來傳得最快，一時大街小巷鬧得沸沸揚揚，令張徹非常被動，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弄得他在香港幾乎無立足之地，更不要指望再有人請他去拍電影。
但張徹性情坦白。他雖在香港被指責議論，卻始終相信“清者自清”。他完全可以回台灣，但他偏偏選擇在流言蜚語中留在香港。他知道，如果他在這個時候退縮，所有一切無中生有的緋聞就都成了真的，等於不打自招。
但在香港待下去，卻不可能再從事他喜歡的導演事業，這個時候，不可能再有人請他拍電影。於是他隻好隱姓埋名，改用“何觀”、“沈思”等名，在報紙上發表影評文章。張徹熟悉電影，對問題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所以他的文章很受歡迎，尤其受到電影界的關注，最終引起了邵逸夫的注意。
張徹與邵逸夫的初次見麵，是在1960年。鄒文懷在邵逸夫的指示下，將張徹請至公司。邵逸夫對張徹關注已久，如今想親自見一見他，當麵聽一聽他對香港電影的建議。
寒暄過後，邵逸夫即就張徹撰文提到過的“邵氏專捧女星”，與張徹探討。張徹並不謙虛，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邵氏所存弊端，一一道來。他提醒邵逸夫，邵氏公司這些年捧紅了大量的女星，卻缺少與之相對應的男星。張徹一一列舉人名：從早些的林黛、李麗華、尤敏、樂蒂，到近期比較活躍的丁紅、林鳳、鍾情、歐嘉慧等人，俱是女星。
邵逸夫暗暗點頭，感到此人不是在空口說白話，而是確實對邵氏公司的影片和演員，都十分熟悉。可見此人對電影是關注和了解的，說的都是內行話。邵逸夫不由鄭重起來，就許多電影上的問題與張徹探討。
張徹本是性情中人，對電影一行又十分熱愛。見邵逸夫以誠相待，自己也就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談了許多關於電影的想法與建議。他繼續針對邵氏注重捧女星一事，與邵逸夫爭論。他認為雖然女星更能夠博得觀眾喜愛，帶動一部影片的票房，但優秀的影片，絕不是靠臉蛋和身材取勝的。一個好的製片家理應引導觀眾的審美取向，應根據劇本、劇情，來確定在這一部戲中側重捧男星還是女星。
邵逸夫心中自有分寸。他隻是個商人，沒有義務耗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引導觀眾的審美，他隻需迎合觀眾的審美情趣，使觀眾喜愛他的影片，就可以了。
但邵逸夫並不辯駁，他知道張徹是一個藝術家，自有他的立場和考慮。邵逸夫隻是笑著問道：“誰說邵氏沒有男星？陳厚、趙雷、嚴俊，不都是邵氏培養起來的嗎？”
張徹絲毫不留情麵，直接說：“他們不算。他們溫柔有餘，陽剛不足，都是些小生型的。他們的存在，隻能為了配合和襯托女演員。邵氏的影片脂粉氣太濃，以致陰盛陽衰，讓男影星也沾染了女人氣。”
邵逸夫沉思片刻，說道：“或者，今後可以招聘一些有陽剛氣的男影星？”
張徹打斷了邵逸夫：“這不是影星本身的問題，而是邵氏的劇本，一開始就是為女星量身定做的。以女主角為核心設計的戲，男主角自然隻能圍著女主角轉，成為陪襯紅花的綠葉。若想改變這一現象，必須從劇本開始，寫劇本時，就要考慮到男主角的戲份。”
接著，張徹提起了邵氏的武俠片《天下第一拳》。這部影片由鄭昌和導演，羅烈主演，是邵氏的第一部武俠片。不用張徹提醒，邵逸夫自然知道，那部影片拍的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這部他們自認為糟糕的影片，卻在美國掀起了觀看熱潮，一度成為美國當年最賣座的七部影片之一。當時美國的三百多家影院同時放映“第一拳”，使邵氏不得不加緊趕製出一千份拷貝，否則根本不能滿足美國市場的需求。而且，這部影片在美國上映之後，讓中國功夫在國際上聲名顯著，且高深莫測。據說，此片在美國放映之後，美國一下多出幾萬個武術團體，來傳播中國功夫。那個時期，美國人日常對話時，出現了一個新詞：gong fu。
張徹認為，一部拍得並不理想的影片，能在國際上如此賣座，除去中國文化的魅力，還顯示了一種兆頭，即武俠片和功夫片，一定大有市場。
這番話正對邵逸夫的心思。他也已經發現，邵氏的主打產品——黃梅調國語片，已經走向鼎盛。但一切事物都是盛極而衰，有必要先行設計好另外的路，而武俠片，未嚐不是方向。
張徹笑著提醒邵逸夫，如果再拍攝武俠片，不能像《天下第一拳》那般粗製濫造，否則不會永遠有那樣的好運氣。
經過此番會晤，邵逸夫極為欣賞張徹的銳氣和才氣，事後，他委托鄒文懷向張徹轉達自己的意思，聘請他擔任邵氏公司編劇部主任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