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張氏過門不久，為姚家添了一個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緒三十二年的事。“翻譯”成公曆，也就是一九○六年。
姚西曜希望兒子成個秀才，取名姚夢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聲音也格外響亮。不論在講壇上，在家中，當他慷慨激昂起來，聲音常常會使窗玻璃為之不斷震動。
姚張氏是個和顏悅色的人。雖說姚西曜發起脾氣來翻江倒海，使姚張氏一聲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絲棉被上一般。姚張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齊齊，沒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沒有一個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漸漸興旺起來，加蓋了三間樓房，後來又擴建為上下各五間。
姚西曜當上了“圩長”。那裏把堤稱為“圩”。圩分段“承包”。圩長，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長”。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圩長”大約相當於居民小組長。
在生下姚蓬子八年後，姚張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梁實秋先生於一九七四年寫的《槐園夢憶》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一九四八年冬從北平逃抵南京時，“第二天她得到編譯館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梁實秋乃編譯館館長，姚舞雁多年來在梁先生手下幹事。
姚西曜在鄉下當了一輩子土財主，希望兒子有點出息。在姚公埠念過私塾之後，姚西曜就把兒子送到紹興上中學，後來姚蓬子講話有點“紹興官話”的味道，便是紹興中學給他留下的“印記”。
中學畢業之後，他遠走高飛，考入了北京大學。
一九二四年夏日，姚張氏常常發燒，氣喘，不斷地吐濃痰。不知怎麼回事，她的臉上還長出許多紅點。
就在這個時候，十八歲的姚蓬子從北京大學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親。姚張氏的病越來越重，水米不進。
姚西曜趕緊從幾十裏外請來醫生。醫生隻略微看了一下，便連連搖頭，寫下處方，連飯都不吃，就拎起出診皮包走了。
醫生不吃病家的酒菜，這意味著病人已病入膏肓。
醫生臨走留下一句話：“如果病人臉上的紅點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還來不及去抓藥，妻子臉上紅點褪去，一命嗚呼。
佇立在母親墳頭，姚蓬子久久無言。他把無限哀思，凝在一首題為《自從我死去了母親》的小詩裏。
逝者長眠，很快從人們的記憶中流逝。白色的紙花、黑色的布幔剛剛掃去，姚家小院掛起了紅花、紅布，燃起了喜慶的鞭炮。
一頂花轎進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張氏死去的當年便娶了繼室，叫馮雅琴。比起姚張氏來，馮雅琴顯得更為精明能幹，尤其是擅長理財。兩年之後，馮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飛雁。又過三年，馮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鳴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顯地消瘦下去，胃口越來越差。他不斷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塊，終於一病不起，死於姚家老屋。
馮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著佃戶耕種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過著無憂無愁的日子。直到臨近解放之際，她知道世道要大變，便賣了土地，家產，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與姚蓬子之間的感情，不好，也不壞……
生母姚張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學同學周頌棣住在離姚公埠八十裏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帶來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來到周家，結識了周頌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來是為了驅散喪母之痛，卻迎來了愛情之蜜。
沉醉在詩的夢幻中的姚蓬子將情思化為情詩：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顆酸果兒，
雖然顏色是紅晶石似地鮮豔，
味兒卻酸酒一般苦。
因為我正想試嚐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們的唇兒觸著時，
我的眉間透露了笑意。
愛情雖然滋潤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對自己未來充滿種種幻想的姚蓬子，不滿足鄉間的平淡生活，他常常夢想著哪一天成為一個大人物，大聖人。於是，他告別了浣江的水，告別了母親的新塚，告別了戀人的紅唇，來到了繁華的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