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白旗交響曲》就藝術性來說，顯得粗糙，卻迅速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突然進攻沈陽，炮轟北大營，呼啦啦一下子吞掉了中國的東三省。蔣介石實行不抵抗主義，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北平、天津、武漢、廣州等地上萬學生湧向南京，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
目擊著抗日烈火在上海熊熊燃燒，姚蓬子感到激動不已。他，拿起了筆，在幾天之內寫出這篇《白旗交響曲》。他不再那樣纏綿悱惻，他變得慷慨激昂。
《白旗交響曲》寫得慷慨激昂。但生活中的姚蓬子又是怎樣的呢？麵對帶血的刺刀而發生的一段小插曲，使“左聯”同仁對姚蓬子留下一個疑問。
丁玲在《關於左聯的片斷回憶》一文（見《丁玲文集》第五卷），記載了姚蓬子這段小插曲。
“‘九一八’以後，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舉行過遊行示威，左聯的很多人都參加了。這次遊行，由樓適夷和楊騷打旗子（引者注：還有張天翼打旗子）。開群眾大會時本來內定由沈起予講演。但特務包圍了會場，沈不敢上台，沒有法，馮雪峰跑上台去講演。他本來是不應該暴露的，事後同誌們對他這種赤膊上陣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大會開得很有聲勢。會後，遊行隊伍包圍了張群的房子。我們派人進去談判。反動軍警在牆上架起機槍，並向遊行隊伍開槍。等逃散的群眾再度集合起來，左聯清點人數時，發現隻少了一個姚蓬子。
姚蓬子哪裏去了呢？他為什麼不見了呢？
後來，姚蓬子以含混的措詞，回避了人們的追問。
小插曲很快被人們遺忘，但是這小小的插曲卻是一個征兆……
一九三二年，在《北鬥》二卷一期舉行《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征文時，發表意見的有魯迅、鬱達夫、葉聖陶、張天翼、茅盾、丁玲、戴望舒、胡愈之等等，其中也有蓬子。
蓬子的意見如下：
中國近來文藝創作果然不振麼？不是的。我認為它開始從知識分子的書案移轉到大眾的眼下了。
近來廣大的反帝劇本的產生，街頭劇團的開始活動，大眾文藝的逐漸增多，工場壁報的普遍建立，這些，不都是新興文學的萌芽麼？自然，我們至今還沒有真正成熟的大眾文藝的產生，這是無庸諱言的事實。
因此，一個文學必須克服自己封建的，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的習性，到工廠、到農村、到街頭，去生活大眾的生活，這是為要產生真正屬於大眾，為大眾所理解，所愛好的文學的正確的路徑。
同時，我們必須從大眾中間，尤其是勞動者中間，培養工農出身的新作家。擴大工農通信員運動已成為文學界當前第一個急迫的任務。
《北鬥》在青年讀者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公認為一九三一年我國文壇最好的刊物”，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這個新生的嬰兒還不滿周歲，就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勉強出版了二卷三、四期合刊之後，被迫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