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風運動，在一九五五年六月，達到了高潮：六月十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於胡風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毛澤東寫了序言和按語。
照理，作為反胡風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時此際應當然鼓噪而進，再發表一批討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從報刊上消失了：從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連“豆腐幹”文章也未曾發過一篇。
意氣正盛的姚文元，怎麼會一下子收聲斂息？
哦，這裏用得著一句中國諺語：“大水衝了龍王廟！”反胡風鬥爭，反到了“英雄”頭上來了！
對於姚文元來說，那是難忘的一天：他正在機關寫批胡風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訴他，說是他的母親來了。
髒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經帶回家洗掉了嘛，母親來幹什麼？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樓，隻見母親周修文神色緊張站在大門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邊說：“爸爸給抓去了！”
姚文元一聽，臉色陡變。略微鎮定了一下，他說：“你趕緊走。我下班以後回家。這消息對誰也別講！”
“你放心。”母親說，“我怕別人知道，才來機關找你。我怕打電話會被總機聽見……”
周修文說罷，急急走了。
下班之後，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無其事地回到機關宿舍。
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擊……
解放之後，姚蓬子仗著有二十三萬元（即舊人民幣二十三億元）的資本，仍然開他的作家書屋，當他的老板。
不過，他沒有宣鐵吾那樣的靠山，不能再做紙張投機生意了，收入遠遠不及紙販子的年月。
令人頭痛的是，作家書屋裏的職工成立了工會。工會成了他的對頭。
工會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談判，要求增加工資，提高福利。
姚蓬子總是打“太極拳”。實在沒招兒了，這才象擠牙膏似的，增加一點工資、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國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作家書屋並入了全民所有製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書屋的職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職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資料員——不過她實在幹不慣，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幹了。
姚蓬子在作家書屋關閉之後，幹脆，寧可做一個自由自在的“無業遊民”。
他倒有點“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著叛徒曆史和奸商劣跡，又是地主、資本家“雙料貨”，在共產黨手下別指望在政治上東山再起。
他慶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經濟上撈了一把。如今，不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筆可觀的存款。即使夫妻雙雙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維持生活。
他樂得在家逍遙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當一名編輯。
他也慶幸在解放前夕，讓兒子姚文元擠進了共產黨。從此，兒子有了比大學文憑更重要的黨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資本。
在家裏實在閑得無聊，他就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兼點課，講講中國文學史，講講《水滸》研究，拿點講課費。
不過，這僅僅是兼課教師而已。他並非該校正式職工，可以不參加該校的政治運動，依然十分“自由”。
他的算盤打得蠻不錯：有了錢，生活無憂無慮；有了自己的房子，象蝸牛有了硬殼，政治風浪來了，可以躲進“避風港”；成了兼課教師，對外人可以自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師”，不會象“無業遊民”那麼叫人瞧不起。
萬萬想不到，冰涼的手銬會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諸多。其中之一在於胡風事件：當反胡風運動的調門越唱越高，胡風被定為“反黨集團”、“反革命集團”的“首領”，姚文元成了反胡風的“英雄”，姚蓬子卻大倒其楣。由於作家書屋出版過胡風著作，他曾跟胡風有過許多交往，在清查“胡風分子”的時候，便查到了他的頭上。他被列入“胡風分子”嫌疑名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