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二在於潘漢年。潘漢年是姚蓬子當年的入黨介紹人。解放後，潘漢年擔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對姚蓬子的叛黨經過，一清二楚。姚蓬子每當看見報上登著“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字樣，便觸目驚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裏對人說：“隻要潘漢年在上海，我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漢年突然在北京飯店三○三室被捕，罪名是極為可怕的：“內奸”！後來，潘漢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在“文革”中死於監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宣布“潘漢年事件”乃是一樁冤案。
潘漢年的被捕，也牽涉到姚蓬子。因為當年姚蓬子擔任中共特科聯絡時，頂頭上司便是潘漢年。潘漢年既然是“內奸”，那麼姚蓬子也有“內奸”之嫌——唉，不論潘漢年在台上還是在台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過得不安寧！
於是，姚蓬子作為“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分子”的雙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審查，押往北京。
經過審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風分子”，也夠不上“潘漢年分子”。不過，七審八查，卻查出了他的叛變問題。《中央日報》上那《姚蓬子脫離共黨宣言》，白紙黑字，姚蓬子無法抵賴，不得不寫下《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經過》長篇交代，交給了公安部……
姚文元是黨員。家裏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性問題，他理應向黨組織彙報。他卻不聲不響，想瞞天過海，因為反胡風的“英雄”有著這麼一個父親，錦繡前程付諸東流！
隱瞞畢竟無濟於事，黨組織找姚文元談話了。本來，直至解放後，姚文元還在組織麵前宣稱父親是“黨外民主人士、進步作家”，這一回支支吾吾，咬文嚼字。半晌，才說出一句：“我父親是革命低潮時的脫黨分子。”僅僅是“脫黨分子”，而且是在“革命低潮”時才“脫黨”的，姚文元的每一個字都注意了“分寸”！
“我早就跟父親劃清界限！”姚文元馬上又補充說明，“我一向住機關宿舍，就是為了跟家庭劃清界限。去年春節，我回家過年，母親給我吃白米飯，我很生氣。我對她說，現在大家都吃紅米飯，我們家裏怎麼特殊？我批評了家裏，連飯也沒有吃！”
他瞪著一雙金魚眼，說罷，習慣地用右手衣袖擦了擦額上的冷汗。
黨組織沒有當麵戳穿他的西洋鏡。
沒多久，機關裏開展肅反和清查“胡風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濘的路。
起初，區委宣傳部裏查出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來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著，有人檢舉說，姚文元“宣揚過胡風文藝思想”。
緊接著，姚文元被列為清查對象——清查他跟胡風的關係。
一個反胡風的“英雄”，落到這種地步，可謂慘矣！
最使姚文元傷心的是，對象吹了！
那時候，姚文元熱戀著區委組織部副部長金英，而金英正舉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連發表那麼多反胡風的文章，有點動心，可是她又覺得組織部裏另一位男青年風度瀟灑，一表人材，遠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學地下黨員，一九四八年一月入黨。她在黨內職務比姚文元高。在肅反運動中，金英成為區委機關的三人小組成員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麵孔，代表組織找姚文元談話，要姚文元交代跟父親姚蓬子的關係，交代怎樣宣揚胡風的文藝思想……
望著金英鐵板般的臉，姚文元心似刀絞。
完了，完了。父親被捕了。不能發表文章了。受到審查了。戀愛告吹了。接二連三的打擊，使姚文元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
他得了中耳炎，從右邊的耳朵裏不住地流出膿水。他隻用手帕擦一擦，沒有心思去醫院看病。
常常在宿舍裏默默地看天花板，吃不下飯，看不進書，寫不成文章，睡不著覺。他的心靈受著難言的折磨。本來，有一段時間，他生怕金英嫌他髒，曾勤洗勤換過衣服、枕巾、被單，如今“複辟”了，一如往常那般懶、髒、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