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一天晚上，在上海南昌路一○二弄十號——當年中共盧灣區委宣傳部所在地的小天井裏，召開了一個幫助姚文元端正思想的會議。
姚文元一邊聽著發言，一邊不住地用手絹擦著從右耳流出的膿水。
按照那時會議的“程序”，末了當然要被幫助的人表態。隻見姚文元低垂著頭，長歎了一聲：“我有病，但是我不想去看病。我今天二十四歲，能夠活到三十歲，也就差不多了……”
會議不歡而散。
回到宿舍，歎氣已畢的姚文元卻又對人說：“我在死以前，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盧灣區委肅反審幹領導小組正式找姚文元談話。姚文元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麵”。他為自己辯解道：“我向來以為父親是‘三進步’——進步作家，開進步書店，賣進步書籍。父親的問題，是在他被公安部逮捕之後，我才知道的。我受父親的蒙蔽。我，我，我今後保證跟父親劃清界限……”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盧灣區委審幹辦公室寫出了關於姚文元的審查報告。現摘錄這個報告原文於下。雖然這個審查報告是用當時的政治語言寫的，現在用曆史的目光審視並不見得準確、正確，但卻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反胡風“英雄”姚文元當年的尬尷和狼狽：
姚（文元）的父親與胡風、彭柏山、潘漢年關係均很好，並有往來，姚文元也見過麵；但這些情況姚一直未交代過，而且一直強調自己與家庭關係惡劣，但不正麵提出，又不向組織彙報，這次反胡風鬥爭開始，姚從未把這種具體情況進行揭發。
解放後姚文元在他自己家裏見過胡風並從他父親口裏聽到胡風對黨不滿，罵我們黨的文藝領導同誌，而在解放前姚也見過胡風。同時在家裏也見過胡風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張芝田），也從他父親口裏聽到梅林發牢騷，對解放後的現狀不滿，但這些問題姚從未揭發過，也未向組織彙報過。
解放前，姚經常閱讀與研究過胡風的書，如希望、泥土、螞蟻等出版的書籍和雜誌。解放後姚文元同樣買了很多胡風的書籍。如胡風的《論現實主義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從未批判過，反胡風鬥爭開展後姚文元還把胡風等的書籍放到外麵公開的書架上。
姚文元同樣認為胡風是進步的，路翎寫文章很有“才華”。對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風誣蔑香港黨的文藝領導同誌是“逃兵”來反攻黨對他的批評，姚文元也認為是對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實也深知姚蓬子與胡風、彭柏山等人的關係。他曾采取過“以攻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胡風反革命兩麵派是黨的死敵》一文，曾激烈地攻擊過彭柏山：
“如果不是黨中央堅決展開這一鬥爭，這些潛伏在黨內的胡風集團分子要給我們黨和革命事業造成多麼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經爬到前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爬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去了，胡風要通過他來開辟崗位，企圖通過他和劉雪葦來‘頂住’華東和上海，一直到對抗‘上麵’——黨中央！彭柏山還企圖讓胡風‘幫弄華東，留在上海，’使胡風能直接攫取華東地區文化事業的行政領導權，這陰謀多麼毒呀……”
無奈，這般的“以攻為守”還是無用，他的“兩麵派”手法無濟於事，中共上海盧灣區委還是要他交代與彭柏山的關係……
一次一次地“挖根”，檢查家庭影響；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變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當姚蓬子獲釋以後，當肅反、反胡風的浪頭過去之後，姚文元如釋重負。他，想方設法要調離中共上海盧灣區委。他在這裏挨過批判，抬不起頭，何況要當大作家，這兒也不是合適的地方。
姚文元盤算著，怎樣擠進上海文藝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風的文章，整整齊齊剪貼成一本。在他看來，這已成了他進入上海文藝界的敲門磚和墊腳石……
§§第六章 成為“反右派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