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階級鬥爭”的風，總是一陣一陣的。一九五六年是個夾在兩陣風之間的年頭——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鬥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六年是中國政治氣候緩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這一年召開，明確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麵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一方麵因為挨過批判受過整，重新複出的姚文元，寫文章不那麼“左”了。
就拿他複出後的第一篇文章《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報》）來說，毫無“火藥味”：
“……首先就要反對意氣相急，反對粗暴武斷，反對不能忍受批評，反對不重視學術問題上真正的研究和爭論的作風。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隻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條指示，應當成為開展自由討論中的座右銘。……”
姚文元要把“不靠嚇人吃飯”、“靠科學吃飯”作為“座右銘”，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報上“複出”以來，他的棍子暫且收了起來。他這時發表的雜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對生活冷淡的人》、《學習魯迅反八股和反教條主義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聲》、《從拒絕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談獵奇心理》、《致埃及兄弟》、《電車上的雜感》、《館子裏的雜感》……
“複出”半年以來，姚文元的腳跟漸漸站穩。這樣，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彙報》上，他發表了《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一文。他露出了“鋒芒”。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的這篇露“鋒芒”的文章，會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在《教條和原則》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進行了“商榷”。文章一開頭便寫道：
“百家爭鳴以後，許多新問題被提出來了，這是一種好現象。沉默隻能掩蓋錯誤，爭論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創作問題雜談》中尖銳地提出了三大問題和七種偏向，大聲疾呼地要求‘徹底肅清’他所謂的‘歪風’，而其鋒芒則指向‘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姚雪垠先生所指責的毛病有一部分確是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也是正在糾正中的缺點，再提出來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許多‘根本性偏差’，我認為並不全是教條主義，而有一些是已經為十多年文藝創作實踐證明為正確的根本原則，這就值得我們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討論。……”
姚文元在“討論”中，如此說：
“文藝批評過去有許多缺點，主要是教條主義和粗暴的態度，這一年來揭露並批判了不少。現在是很少——幾乎沒有什麼批評中提到什麼‘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之類的詞彙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責了批評的‘求全責備’‘禁忌太多’‘亂扣帽子’‘粗暴’……等等，當然，批評這些缺點沒有人敢說不對，但如果以粗暴還粗暴，以扣帽子還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肅清這種‘歪風’之後引來了另一種‘歪風’。……”
毛澤東是一位博覽群書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閱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觀察》時，很有興味地讀了散文《惠泉吃茶記》，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澤東稱讚這篇散文“很講求藝術技巧”，並在一次會議上向周揚、茅盾問及姚雪垠何許人也。
《惠泉吃茶記》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養病時寫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澤東對周揚、茅盾說：“看來，姚雪垠很會寫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閱後給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恐怕作者有知識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楊建業著《姚雪垠傳》，北嶽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許是曆史的巧遇，正在這時，上海《文彙報》所出“兩姚”相爭的文章。毛澤東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許人也？”毛澤東向柯慶施打聽。
柯慶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調來上海不過一年多的柯慶施，並不知道姚文元為何許人。
柯慶施，由於鼻子格外大，人稱“柯大鼻子”。解放後，坐鎮南京，曆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南京市市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上海本屬陳毅領導。一解放，陳毅便成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長。一九五四年，陳毅調往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來又兼外交部部長——雖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連任上海市市長，但是他工作的重點已移往北京。於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慶施便調來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成為上海的首腦人物。柯慶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時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於毛澤東稱讚了他，於是“柯老”之聲鵲起——其實，那時他並不老，不過五十六歲呢。他突然病故時，也隻有六十三歲，訃告上開列了他的一係列擔任的要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後來，他的這一係列要職，逐一被張春橋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