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而詳細地答複了毛澤東的問題的，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張春橋向柯慶施介紹了姚文元其人。
本來，一九五五年秋，張春橋調離上海《解放日報》社，是因為北京來了調令，準備任命張春橋為《人民日報》副總編。張春橋收拾細軟，正打算進京赴任。恰巧在這個時候，已明確柯慶施將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柯慶施當即要張春橋留下。
柯慶施與張春橋舊交頗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當華北人民政府任命柯慶施為石家莊市市長時，張春橋出任政府秘書長。彼此覺得意氣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慶施要到上海走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張春橋是極合適的人選。
柯慶施留住了張春橋，讓張春橋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並不分管具體部門，人稱“不管部部長”。其實，張春橋的“實職”，乃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成為柯慶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慶施打聽清楚了，趕緊向毛澤東彙報：“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
“哦！”毛澤東知道姚蓬子，卻並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及文藝界。毛澤東先是談及王蒙：“王蒙最近寫了一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歲，把王蒙調查一下，是個青年人。這篇小說有缺點，需要幫助他，對待起義將領也要幫助，為什麼對青年人不采取幫助的態度呢？”
接著，毛澤東論及李希凡：“李希凡這個人開始寫的東西是好的，後來寫的幾篇也沒有什麼特色了，應該讓他生活在實踐中，過去當小媳婦時兢兢業業，而當了婆婆後就扳起麵孔了。”
毛澤東最後提及了姚文元：
“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片麵性的打不能鍛煉出真正好的文學藝術，隻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和毒草作鬥爭中出來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過來就是肥料，隻準長糧食不準長野草是不對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鶩齊飛。斯大林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是一點論，我們的同誌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同時一點裏麵又有兩點；我們連隊指導員，講話時總是講兩點，優點和缺點。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叫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文彙報》二月六日，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曆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二十年一家獨鳴的理論。……”
在毛澤東提及的三個文藝界年輕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評價最高——王蒙要“幫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錯的”。
毛澤東的話，飛快地傳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頓受青睞。這時，中共中央正在籌備召開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發出通知，要各地選派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電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會議。上海文化界名流輩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擬出的代表名單，是一批名家：陳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羅蓀、周信芳、金仲華、舒新城、趙超構（即林放）、徐鑄成、吳永剛、石揮等。
三月四日，當上海代表團上火車赴京之際，人們驚訝地看到，姚文元也上來了！
“大概是作為工作人員去的吧。”人們這麼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代表團，提到了姚文元。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們才知，姚文元頗受毛澤東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團的成員之一。
據當時在場的上海《文彙報》總編徐鑄成回憶，毛澤東是這樣談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麵性，片麵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象瓶子裏裝油，倒出來，總是會留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麵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麵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麵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麵性，王蒙也有片麵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麵性比較少。”
此番，姚文元親耳聽見毛澤東對他的褒揚，真是有點受寵若驚了。扳扳手指頭，這一個來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二月六日，他發表《教條和原則》；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澤東便談到他；眼下，才一個月零四天，毛澤東又一次談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