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三日《文彙報》，刊出了姚文元的《兩個編輯同誌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五月六日，在《雜家》一文見報的當天，姚文元連夜草成，擲往《文彙報》。
寫文章向來“直、露、多、粗”的姚文元，這一回改換了筆法：
“做文章要有對立麵，看的人才有味道。駱漠同誌很懂得這個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觀點，卻用了主客對話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勝。我也想學一學這方法，來做一回駱漠同誌文章中某些觀點的對立麵。為了講究作文的藝術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親切感，也摹仿駱文，從‘毛毛雨’開始：——
“窗外下著毛毛雨，越落越密。我開窗看了看天色，卻不料看見老趙拿著一包書興匆匆地走近來。……”
駱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編輯的苦衷，希望領導能夠重視編輯工作。姚文元卻逐點予以駁斥：
“我自己也做過幾年編輯工作，也嚐到一點編輯工作的甘苦。我覺得做編輯實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總是夠不上，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淒涼感。”
“提起‘廣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時歌》中那幾句詩：‘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為什麼他把自己同廣文先生連在一起呢？”
“我幹文學編輯的時候，北京就專門開過一次很大的雜誌編輯會議，我也聽說有負責同誌接待過《辭海》的編輯同誌。‘從未有負責同誌接待過編輯’之說不知是否屬實。”
“編輯待遇問題確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現在國家還有困難。”
大抵因為鑒於當時的政治氣候趨於溫和，不象反胡風、反右派那樣的寒風蕭殺，姚文元未敢給駱漠戴帽子，隻是反唇相譏，把那個“老趙”當成駱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陣。
姚文元這麼一批判，駱漠的《雜家》益發受人注意了。
過了四個月，中國的政治氣溫驟降。九月下旬，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會上，開展了對“單幹風”、“翻案風”的批判。康生誣陷七、八月間在《工人日報》上連載的李建彤的長篇小說《劉誌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大毒草”。
柯慶施回到上海，馬上發話了：“現在，很多人傷風、感冒，這可不行呀。老羅哪，你寫那篇《雜家》，就是傷風、感冒，要注意！以後，你要寫點好文章……”
柯慶施這麼一點，許多人才明白：原來，《雜家》是羅竹風寫的！“以後，你要寫點好文章”，言外之意，《雜家》是壞文章。
在一次大會上，柯慶施當眾又點了羅竹風的名：“羅竹風，你別老是以出版局局長自居，代表出版界向黨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記，你是共產黨員，你代表的是‘共產界’，而不是什麼出版界！”
不久，一紙調令下達：撤去羅竹風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職務，調任《辭海》副主編。
怪不得，人們傳說姚文元的文章有“來頭”。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見到羅竹風被“罷官”，人們領教了“姚棍子”的厲害！
“雜家”風波，至此本該畫上休止符了。
不料，當“文革”風雲湧起，《雜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進行“批判”。飛來橫禍，鄧拓被打成“黑幫”，他的《燕山夜話》成了“反黨大毒草”。鄧拓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裏，發表過《歡迎“雜家”》一文。這下子，把羅竹風跟鄧拓相聯係，成了“北呼南應”；“雜家”風波升級為“雜家”事件。羅竹風在牛棚中，受盡折磨……
羅竹風無端受冤。他，三十年代初北京大學中文係畢業生，投身革命，打過遊擊扛過槍。“駱漠”，本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用的筆名。雖然那時的環境如同沙漠一般艱苦，他要以駱駝般的堅韌精神投身戰鬥，這便是“駱漠”的由來。姚文元並未讀過駱漠當年的激揚文字，望文生義，歪批“駱漠”。
那天羅竹風從華僑飯店開完雜文座談會，回到家中，細思量，卻覺得姚文元命題的《敲鑼說》難以落筆，無法成文。
數日後，瀟瀟春雨，綿綿不絕。住在六樓的羅竹風，望著低垂著的鉛灰色雲層，仿佛天也矮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