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細雨不時飄灑在臉上，倒覺得頭腦清醒得多。
“篤，篤篤……”響起敲門聲。
妻前去開門。來者拿著一把濕漉漉的黑布傘，腋下夾著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來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勳，老編輯也。他早年在上海複旦大學學習時，寫過短篇小說，翻譯過《續西行漫記》，也翻譯過俄國文學作品。自一九二七年起，便獻身於編輯工作。一九三八年，他擔任二十卷本《魯迅全集》的編輯和校對工作。一九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羅竹風擔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時，他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
一個局長，一個社長，閑聊也離不了本行，談起了編輯的苦經，編輯的社會地位……他們，不光在會上“出氣”，在會外也“出氣”！
蒯斯曛給羅竹風送來了“靈感”。
當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飄飄灑灑的牛毛細雨之中，羅竹風乘著電梯，回到了六樓家中。他站在窗邊，望著綿綿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寬大的寫字桌旁，揮筆疾書。於是，稿紙上便出現了一行標題：《雜家——一個編輯同誌的想法》。
他作為出版局代局長，感到寫上真名實姓諸多不便——這篇短文會被讀者看成是局長的呼籲。於是，他寫上了他過去用過的筆名“駱漠”。
寫罷短文，他提筆給多次前來約稿的《文彙報》女編輯餘仙藻揮就一函：
“仙藻同誌：
這幾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編輯交談，引起了寫作的衝動，草成《雜家》一稿，請閱處。
羅竹風”
《雜家》一文很快就在《文彙報》上披露。他做夢也不曾想到，這篇千把字的短文會惹出一樁“《雜家》事件”。在“文革”中，責任編輯餘仙藻因此被沒收了記者證；為《雜家》寫了《編後記》的《文彙報》總編輯陳虞孫多次檢討，如他自己所言“屁股都給打爛”；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鬥台；對《雜家》一文表示過讚同的幾十個人，受到株連……
迄今，仍可從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以《文彙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長文《陳其五在為誰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關於《雜家》的寒光閃閃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姚文元同誌對反革命的文藝黑線、黑網，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就為了這一點，陳其五（引者注：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對姚文元同誌恨之入骨，瘋狂圍剿，惡毒地咒罵姚文元同誌‘簡單粗暴’，是‘棍子’、‘框框’，這種攻擊，到一九六二年，更達到了高峰。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竹風，在報上公開拋出一篇反黨雜文《雜家》，姚文元同誌立即寫文章予以回擊。這一革命行動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慶施同誌幾次在會上點名批判了反黨分子羅竹風。一直堅定地支持姚文元同誌戰鬥的張春橋同誌也明確指出：《雜家》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矛頭指向黨的。可是陳其五呢，他一麵勾結黨內黨外的反動‘權威’和黑線、黑網人物，對姚文元同誌進行反革命圍攻；一麵拚命給這個反黨分子鼓氣：‘老羅，我是支持你的。’同時還赤膊上陣，專門找姚文元同誌談話，對他施加政治壓力。正是在陳其五之流的策動下，上海文藝界、出版界的一小攝走資派及其爪牙、親信，紛紛行動起來。文藝黑網上的小爬蟲劉金，就更為活躍，趕寫了一篇黑文給報社，惡毒咒罵姚文元同誌。但他又做賊心虛，還加了注解，說是‘文章估計不會用，但一吐為快’。請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堅持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多麼仇恨啊！他們把無情地批判他們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鐵掃帚’。好得很！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專門痛打你們這一小撮死硬的階級敵人……”
這篇以“造反派”口氣寫的文章，把話說得明白不過了：原來，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著強大的後台——“一直堅定地支持”著的柯慶施和張春橋，亦即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
一九六二年五月，隨著《雜家》挨棍，很快的，剛剛複蘇的雜文之花，又被寒風吹得七零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