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主張創作的題材不受任何限製。”（《從一個演員的下鄉體會談起》）
“文學藝術作品的題材是異常廣闊的，決不能機械地說隻有描寫生產的戲才能教育工人，描寫戰爭的戲才能教育戰士，凡是用進步的觀點在某種程度和某個角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的藝術，都能對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歡《董存瑞》，也喜歡《天仙配》，就因為那裏麵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
然而，這些理論眼下已顯得過時了。就象磁帶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經說過的話，趕緊順應風向，為“寫十三年”大聲鼓噪——作為“文藝理論家”，姚文元向來並沒有自己的“原則”，一切為了“緊跟”，“緊跟”便是一切。
就在剛剛跟張春橋生硬拚湊了“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的時候，《解放日報》社給姚文元送來了戲票。
大幕拉開不久，姚文元便開始搖頭。
那是由劉川編劇的話劇《第二個春天》，黃佐臨導演。這出新戲寫的是海軍某部自力更生造艦艇的故事。
“怎麼沒有黨的領導？‘油條廠長’怎麼會突然轉變？”一邊搖頭，姚文元的腦海中一邊浮現出一個又一個的問號。
憑借著“靈敏”的“階級鬥爭嗅覺”，姚文元看出這出新戲存在著“嚴重問題”。
回到家中，他打著腹稿，準備寫批判文章。
幾天之後，忽然張春橋來電話：“柯老約你一談。”
當他從柯慶施那裏回來，姚文元急於“搖”筆杆。他，寫的不是批判文章，卻是充分肯定《第二個春天》的劇評。
柯慶施的話，寥寥幾句，說得那麼透徹：“我們提倡‘大寫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寫十三年的作品。《第二個春天》，應當給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慶幸——那篇批判《第二個春天》的文章，幸虧還沒有寫出來！
他又一次“急轉彎”。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報》，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長文；《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人們一定勝利——論〈第二個春天〉主題思想的現實意義》。
這位“文藝理論家”的筆，簡直成了柯慶施、張春橋手中的一塊橡皮泥！怎麼捏，就怎麼著！
不過，令人懊喪的是，盡管上海的報紙為“大寫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報刊卻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