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春節剛過，北京下了一場紛紛揚揚的春雪。
冒著黑煙的火車頭，拖著長長的綠色列車，在漫天皆白的銀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車廂裏達到了“過飽和”狀態。處於一年一度的客運高峰之中的列車，連過道裏都象筷子籠一般站滿了旅客。
緊靠火車頭的第一節軟臥車廂裏，門客緊閉，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掛著白色窗簾。室內溫度按照“指標”，保持二十七攝氏度。整節軟臥車廂，隻住著一位旅客和她的幾個隨從。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從不坐飛機。她生怕會從天下突然摔下來。她總是坐“公務車”來來往往，每一次都要獨占一節軟臥車廂。
她斜靠在舒軟的床上，順手從手提包裏掏出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北京文藝》，又一次看了起來。她細細捉摸著上麵登著的曆史劇《海瑞罷官》劇本，作者為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教授。
她，一年多以後，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中，透露了這次上海之行的經過：
“首先，我要向同誌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複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較係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有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這隻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在柯慶施、江青的組織下，五月六日的《文彙報》，發表了梁璧輝（即俞銘璜）的長文《“有鬼無害”論》，猛烈評擊了昆曲《李慧娘》。《李慧娘》編劇為孟超，，劇本發表於一九六一年第七、八期的《劇本》雜誌。上演之後，廖沫沙（署筆名繁星）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上，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一文，熱烈讚揚昆曲《李慧娘》。江青求助於柯慶施，發表了批駁“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打響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標便是眼下放在茶條幾上的那本《北京文藝》。她不由得記起那不愉快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