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仿佛沒有聽見似的！
她向來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輕放過。
當然，遺憾的是，她隻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杆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筆杆子”。她想及了一九五四年的風雲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兩個“小人物”。一九六四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個。出乎意料，他竟沒有答應。
於是，她又求助上海。如她後來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那篇《為人民立新功》的發言中所言：“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
她，對上海確實懷著特殊的感情。來來去去，多少次奔忙於京滬道上。說實在的，她該算是個“老上海”。她永遠不會忘記自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在上海度過的歲月：山東姑娘李雲鶴，在十裏洋場騰飛，成了電影演員藍蘋……
如今，有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持，她把上海當作了“基地”：“樣板戲基地”——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劇《白毛女》這三塊“樣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經對《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對《海瑞罷官》開刀。“樣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聯係，日趨密切。張春橋成為架在她與柯慶施之間的一座“橋”。
光是在一九六四年，她跟張春橋時而在北京、時而在上海見麵：
年初，她在上海，跟張春橋研究上海京劇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國京劇現代觀摩演出大會在京舉行，張春橋來京；
六月二十二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張春橋一起接待山東《奇襲白虎團》劇組，指定“張春橋掛帥”，修改此劇；
十一月，江青來上海看了淮劇《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劇團改編為京劇，指定“張春橋負責組織工作”；
火車急急南行。上海已在準備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聲稱，此行是為了觀看上海京劇團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後來的《海港》）。唯有柯慶施和張春橋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