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香山路九號那幢小洋樓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燈光。
姚文元從底樓來到二樓。那裏本來住著張春橋，如今住的是《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
“王維同誌，向你請個假。”姚文元對王維說道，“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恐怕顧不上了。”
姚文元並沒有說明寫個什麼東西，也沒說清楚要多少時間。
“你去好了。”王維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了。他知道，姚文元說的“市委”，就是指柯慶施。既然姚文元不願說寫什麼東西，他當然也就不便多問。
姚文元下樓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從此，半年多光景，他幾乎不去《解放日報》社。雖說王維跟他同住一幢樓，平常也很少見到他。即使見到他，他從不說起在寫什麼，王維也就不問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慶施知，張春橋知。
自從柯慶施和張春橋確定了姚文元的“筆杆子”，自從“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藝》親手交給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這一回幹的是“挑大梁”的活，非同小可。
雖說他的“棍藝”已經頗為嫻熟，無奈隻是個高中畢業生，對於明史一竅不通。他暗中調來複旦大學曆史係教師朱永嘉，為他查閱史料。朱永嘉此人亦善於鑽營，竟由此發跡，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負責人。“文革”中躍為複旦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盡管此事“對外保密”，姚文元卻多次騎著自行車在夜間來到林村，求教於父親姚蓬子。姚蓬子正閑得無聊，自然盡力為兒子翻查海瑞資料——雖然開初姚蓬子曾數落過兒子“多管閑事”、“海瑞有啥批頭”，但是聽兒子透露了此事的“來頭”之後，姚蓬子立即“急轉彎”了。
就在“女客人”又坐上一節空蕩蕩的軟臥車廂北去不久，柯慶施南下廣州療養。他在一九六四年春發現肺癌，作過切除手術。
三月二十三日，柯慶施來到成都，跟朱德、賀龍一起住在某招待所。
四月五日，正值清明節，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廖誌高宴請朱德、賀龍、柯慶施。
柯慶施吃得較多。臨睡前，又吃了花生米。當夜，腹部劇痛——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雖然成都醫生全力搶救，上海醫生坐專機趕來，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帶來名醫從北京趕到，也未能奏效。
四月九日傍晚，柯慶施病逝於成都。
江青聞訊，大為震驚——她失去了一位得力的支持者。從此，張春橋成了她在上海的支柱。
四月二十七日，張春橋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劇團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慶施之死。她反反複複說道：“上海是一個戰略重地。你們一定要搞出樣板來，才對得起上海人民，才對得起黨，對得起去世的柯慶施同誌。”
明裏搞樣板戲，暗中批《海瑞罷官》。姚文元的寫作，仍處於“絕密”狀態。寫了一稿又一稿，為了保密，不能在長途電話中交換意見。借著討論樣板戲，江青和張春橋南來北往，一時間是那樣的頻繁。在四月二十七日“接頭”之後：
五月二十九日，張春橋在北京露麵，跟江青“談《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加工問題”；
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劇《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裏，和張春橋一起接見《海港》劇組；
六月二十四日，江青和張春橋一起接見《智取威虎山》劇組；
慣於吹噓的江青，後來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當著那麼多老師、將軍的麵（陳毅也坐在下麵），居然大言不慚地說起了批判《海瑞罷官》的如此“光榮而艱難”的“曆程”：
“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誌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
江青的邏輯是令人奇怪的：明明是自己在玩弄陰謀，不可告人，才“對外保密”，卻故弄玄虛，仿佛在搞“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