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小轎車駛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大門，沿著淮海中路，朝外灘飛奔。
車上坐著四位乘客：張春橋，姚文元，《解放日報》社總編魏克明，副總編王維。
張春橋繃著臉，不發一言。
姚文元虎著臉，一本正經。
魏克明前幾年開過刀，身體瘦弱，顯得疲憊。
王維雖然愛聊天，此刻見眾人不語，也沉默著。
張春橋吞雲吐霧，車裏彌漫著濃烈的煙味。一片寂靜，唯有發動機在轟鳴。
兩位“老總”（總編）應召而至康平路，隻聽張春橋說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報》社排印。要求是“絕對保密，不許排錯一個標點”。“老總”並不知道要排印什麼絕密文件。不過，張春橋、姚文元親自出馬，足見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維猜想，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時間寫的。要不，他為什麼坐在車上？
突然，張春橋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問道：“老魏，你們《解放日報》為什麼登蔣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時竟講不出話來。
王維也為之一怔：張春橋為什麼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報》社的印刷廠，經過專門挑選的排字工人已在那裏恭候了。
姚文元從拎包裏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兩位“老總”掠了一眼文章的標題，不由得一驚：《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哦，怪不得剛才張春橋在車上問起了《解放日報》上關於海瑞的文章！
兩位“老總”親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紀律和要求。
第二天，《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張春橋、姚文元手中。十六開本，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確實做到了連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印錯。
張春橋從抽鬥裏拿出一張早已擬好的名單，交給秘書。名單上方天頭，有張春橋用鉛筆寫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兩天之後，名單上的人物全都應約而來。來者大都白發蒼蒼，皆為史學教授、專家及文藝界知名人士。
張春橋笑容可掬，在門口迎候，極盡謙卑之態。
會議準時開始。張春橋首先致詞：今天，諸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誌的文章，隻是‘征求意見稿’。所謂‘征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進一步修改。”
張春橋仿佛成了謙謙君子！為了使與會者暢所欲言，姚文元“回避”了。
教授、專家們真的以為是征求意見，也就直言不諱，幾乎異口同聲對姚文元的文章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些學富五車之士，成了張春橋的網中魚。
兩位記錄員刷刷地記滿了一頁又一頁橫格紙。任憑專家、學者們指著鼻子罵，張春橋依然保持一張微笑的臉。
上海曆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著黨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麼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入於罪？”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指出：“對海瑞也應一分為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李平心教授本來有點顧慮，看到大家都“暢所欲言”，也就對“清官”問題直抒己見，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謬論。
與會者反映最為強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類“掛鉤”，生拉硬扯……
張春橋滿臉堆笑送走學者們之後，手裏拿著厚厚的會議記錄，對姚文元說：“‘火力偵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來之後，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同誌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據姚文元自稱，已是第九稿了！
不過，張春橋的說法，與姚文元略有出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張春橋在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談話時，說及寫作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經過：
“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無關。從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兩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給市委。當時主要是為了搞好市委內部關係，也為了我不搞個人突出，謙虛。
“其實，《評〈海瑞罷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體的是江青同誌指導我們搞的。
“至於《評“三家村”》，我一手經手的，與姚文元一起搞，最後的稿子才送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