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采訪了馬捷。他出生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寫那篇批姚文章時，他不過十七歲！
馬捷的真名叫馬以鑫。
既非高幹子弟，也不是書香門第，他原先住在南市區斜橋附近大林路。父親在某水產供銷公司當職員，母親則是居委會幹部。
當年，馬以鑫是上海敬業中學的學生。大約從初三開始，他對文學產生興趣，課餘不僅喜歡看文學作品，而且廣為瀏覽各種報刊、雜誌。
正因為這樣，當姚文元的“雄文”在《文彙報》上冒出的當天，馬以鑫就細細地“拜讀”了。對於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壇上東征西討，頗有背景。不過，讀罷那篇“雄文”，他的腦海中產生了許多問號：海瑞，向來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麼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對象？再說，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怎麼可以跟毫不相幹的“單幹風”、“翻案風”、“平冤獄”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覺得姚文元的文章強詞奪理，邏輯混亂，簡直在那裏“歪批《三國》”！
他思索著。忽地，他產生一個念頭：寫一篇稿子給《文彙報》，對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見！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十一月十四日，他一早就趕到上海圖書館去。他那“注釋”中所引用的許多學術論文，就是這個星期天查到的。一邊查閱文獻，一邊摘錄。
回家後，花了四五個小時，他一氣嗬成，寫出了《也談〈海瑞罷官〉》。他連草稿也沒有打，信手寫在印著橫條的活頁紙上。
寫罷，他看了一遍，覺得這樣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靈機一動，想出個筆名“馬捷”。
他還給報社附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是敬業中學高二學生，出於對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觀點，寫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實姓。
真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進了郵筒。
約摸過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來找馬以鑫：“你給《文彙報》寫了稿子，是嗎？報社給學校來電話了，要你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萬萬想不到，《文彙報》居然會這麼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為，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的來稿，也許會被扔進編輯部的廢紙簍。如今，竟要他去報社，且要作修改，這顯然意味著要發表他的稿子。
他平生還是頭一遭去《文彙報》社。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他當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裏該找誰，因為打電話給學校的人沒有留姓名。當他來到圓明園路，跨進《文彙報》大門，說自己是敬業中學的學生，一個似乎早就等在那裏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說道：“跟我來！”
馬以鑫隨著他走進大樓，來到一間辦公室。馬以鑫注意到那門口掛著“總編輯辦公室”字樣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陣緊張。總編輯親自接見他這個中學生，看樣子對他的稿子破格重視！”
一進去，總編輯手中正拿著他那寫在活頁紙上的稿子，每一頁差不多都用紅鉛筆畫過許多道道。
總編輯詢問了馬以鑫怎麼會想起寫這樣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寫的，資料是怎麼查的。這時，馬以鑫壯起膽子，逐一作了答複。從他那不假思索、流暢的答話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確係他寫的，並沒有什麼人“輔導”。
總編輯談了對稿子的意見，說寫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緊時間修改，明天一早送來。
走出《文彙報》社，馬以鑫的情緒處於異常興奮之中。因為“明天一早就送來”，意味著《文彙報》會很快發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視，又如此急用，是他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著那一疊畫滿紅道的活頁紙回到家中，當晚便重寫了一稿。他把稿子刪短，壓縮。想到此文要公開見報，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銳的字句刪去了，改寫成一封讀者來信，說是一位中學生讀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見雲雲。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報社，報社還未上班呢！
過了一個多星期——十一月三十日，上午，馬以鑫從學校的閱報欄裏看見《文彙報》以顯赫的地位刊出了他的文章，這是他一生中頭一回在報上發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緊了，急劇地跳著。他讀著報紙，才看了幾句，便傻眼了：怎麼，報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稿從報社取回之後，沒有寄出，報社從哪兒弄到了他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