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捷一馬當先，在《文彙報》上被樹為反姚文元的“樣板”，給《文彙報》塗上了一層“民主”、“爭鳴”的油彩：馬捷這麼尖銳的文章，《文彙報》也登，編者是不偏不倚的，態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張春橋所料，自從馬捷文章刊出之後，讀者來信激增，來稿也不斷增多。
於是，張春橋又選發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為蔡成和、燕人、林丙義、張家駒、羽白等。
不過，史學界、文學界的絕大多數權威人士仍按兵不動。看來，坐等他們來信、來稿，是不行的。
“請他們來！”張春橋發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請來了，周穀城請來了，蔣星煜請來了，譚其驤、李俊民、李平心、束世澂、魏建猷、張家駒、陳向平、陳守實等一位位教授、學者請來了。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文彙報》編輯部出麵，召開了座談會。為了使與會者無拘無束，張春橋和姚文元“回避”了——他們叮囑，記錄一定要細致！
會議開始時，主持者聲言：“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帳。”這麼一來，解除了與會者的戒備，各各暢抒己見，以為隻不過“內部談談”。
可是，會議結束時，主持者卻道：“謝謝各位。今天的發言，我們準備整理成文見報！”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專家、學者們這才知道上了大當，但悔之晚矣。
張春橋和姚文元翻閱著會議記錄，笑了：“引蛇出洞”終於成功了！
這時，從北京也傳來“引蛇出洞”獲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專家翁獨健教授“跳”出來了，說：“姚文最後一段議論提出《海瑞罷官》影射現實，過了頭，超過了學術範圍。姚文元給吳晗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結論，這是莫須有的罪，和秦檜陷害嶽飛時的理由一樣。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獄、退田同現實類比，請問你是什麼存心？你故意這樣套，是不是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
好，好，你翁獨健敢於罵姚文元“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調子比馬捷唱得還高！
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曆史係係主任翦伯讚教授，也終於按捺不住了，替吳晗大打不平：“吳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係個人曆史，要看他是什麼樣的人。吳晗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個‘一分為二’。一個同誌寫文章，難道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好，好，翦伯讚可是條“大魚”，中國史學界之“馬首”，是馬捷遠遠無法相比的。你翦伯讚也跟吳晗坐一條板凳，太好了！
那陣子，張春橋和姚文元夠忙碌的。天天在那裏排“左、中、右”名單。劃分“左、中、右”的標準，便是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擁護的，“左派”；中立的，“中間派”；反對的，“右派”。
到了一九六六年春節，張春橋還在忙碌。他在春節聯歡會上，還不忘“釣魚”。他那陰沉的臉上，硬是貼上了咪咪笑。他拍著胸脯說：“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要消除顧慮”，“在真理麵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開思想，敢於辯論”，“發表了錯誤觀點可以允許你修正，一旦糾正了錯誤，提高了認識，可能比別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為冠軍”。他還把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識分子革命化途徑之一，就是積極參加大辯論。”
為了開展“大辯論”，頗為“艱苦樸素”的姚文元，穿著一雙草綠色的膠鞋，光臨《文彙報》編輯部。他從包中拿出幾張紙頭，上麵開列了三十幾道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題，要求《文彙報》展開討論。
《文彙報》社忙得團團轉：每一封關於《海瑞罷官》的讀者來信都要摘要登記；每一篇準備發表的文章都要送張春橋審；每一期關於《海瑞罷官》討論的《文彙情況》都要請張春橋閱定……
一天，《文彙報》社的紅色電話機裏，響起了張春橋的聲音，要總編立即去康平路。
顯然，有緊急情況。
果真，總編回到報社，囑令關於《海瑞罷官》的《文彙情況》停印。今後改出《記者簡報》，專登《海瑞罷官》討論情況，每期不標編號，隻印十二份。這十二份全部送交張春橋，由他分發。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突然變故？
張春橋沒有說明原因，《文彙報》總編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們才得知其中的緣由：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瑞罷官》討論的內部情況的《文彙情況》，打電話問江青，為什麼在背後搞這些東西？江青當即轉告張春橋。從此，改出《記者簡報》，分發名單上沒有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