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其實最初是“三人幫”：以江青為核心，以張春橋為“軍師”，以姚文元為“棍子”。那時候，“造反司令”王洪文還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辦公室裏逍遙，他連做夢也想不到日後會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親密戰友”……
姚文元的長文刊出的當天下午，五百份《文彙報》由上海空運抵京（那時的《文彙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一輛小轎車已等候在機場。轉眼之間，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與會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氣勢洶洶，再也不披什麼“學術討論”、“百家爭鳴”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處，頓時血跡斑斑，動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還是“徹頭徹尾”的。
大抵是某種巧合，在中國古文中，“筆”與“刀”常常連在一起。替人寫作，曰“捉刀”。辦理文書的小官，曰“刀筆吏”。……古時刀筆相連，那是因為古時以竹為紙，筆在竹簡上寫字，誤寫之處即用刀刮去，刀相當於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卻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筆吏”，其筆如刀，筆能殺人！
《評“三家村”》一文，充滿殺氣，血光照人：
“人們都還記得，在《海瑞罷官》批判剛開始時，鄧拓是裝作正確的姿態出現的。在經過一翻緊張的籌劃策略之後，鄧拓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名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長文章，在《北京日報》《前線》同時發表。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為姿態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北京日報》《前線》同時大登鄧拓‘批判’吳晗的文章，這難道隻是什麼‘喪失警惕’麼？這難道是什麼‘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麼？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對黨人和民進行‘階級鬥爭’是抓得很緊的。……
“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誣蔑和攻擊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極力支持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進攻，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
姚文元危言聳聽，把鄧拓、吳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團：
“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黨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幹’，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裏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
篇末，姚文元聲嘶力竭，唱著高調，不可一世：
“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在原則問題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敢想、敢闖、敢做、敢革命！”
這篇末一席豪言壯語，意味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