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傳部不知，中共中央華東局不知，而在柯慶施死後，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張春橋一人知。
其實，一開始，就連毛澤東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接待外賓時，說了幾句至關重要的話：“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搞了交給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噓著：“批判《海瑞罷官》，是主席親自過問、親自組織、親自發動的！”
毛澤東最初讚賞過《海瑞罷官》，也曾反對過江青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一個多月，毛澤東的態度，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田家英談話。從上午九時一直談到十二時。
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及了前些天發表的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和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毛澤東說的一段話，後來被用黑體字印在成千上萬份報刊上，被作為“最高指示”背誦：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筆者在北京拜訪了從秦城監獄獲釋的關鋒。他說，這是他第一回與人談“文革”。我請他回憶當年毛澤東談話的情景，關鋒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回憶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澤東在長沙時，曾找五個人——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田家英談話。半年之後，毛澤東在杭州，又找這五人談話。
當時，陳伯達已在杭州，住在大華飯店。關鋒和胡、艾、田於十一月中旬飛抵杭州。當時，姚文元的文章剛發表，連關鋒都沒有在意，以為那是一篇學術爭論文章。
毛澤東找這五人，為的是要商談“幹部必讀”的六本書，即為《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的中譯本寫序言。毛澤東已準備自己動手為《共產黨宣言》寫序言。
就在這時，毛澤東和陳伯達忽然離開了杭州，聽說去上海了。後來，關鋒才知道，他們去上海出席“解決羅瑞卿”的那次緊急會議。
毛澤東返回杭州，才在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召集五人開會。一見麵，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毛澤東抽著煙，不停地談著。艾思奇和關鋒擔任記錄，迅速地記下毛澤東的話。好在毛澤東講話速度不快，而且中間因抽煙往往有停頓，艾思奇和關鋒幾乎記下毛澤東的每一句話。
毛澤東談笑風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談對六本書的序言寫作的一些意見，然後，說及了為他編的“語錄”：“我在火車上，從服務員手裏，才看到《毛主席語錄》。那是軍隊編的。聽說，中宣部要編，老夫子也要編。要編那麼多的《語錄》？”
毛澤東所說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陳伯達。
毛澤東又說及《哲學研究》雜誌的“工農兵學哲學”專輯，對一篇篇文章發表了意見。
接著，他的話題轉向姚文元的文章，說了那段話……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既表明了他對姚文元的文章的評價，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姚文元的文章經過幾次三番修改之後，並未送毛澤東閱定，就由江青、張春橋決定，在《文彙報》上發表。因為倘若最後的修改稿經毛澤東看過，他怎麼會說“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呢？他勢必會說出他的這些意見，姚文元當會照毛澤東的意見在文中點明《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倒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發明”權乃屬康生。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澤東麵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罷官》，毛澤東依然沒有應允。
江青求助於她的老同鄉康生。
康生來到毛澤東麵前。他深知如果說及江青要批《海瑞罷官》，反而會使毛澤東投反對票。他擅長於“上綱”，煽動道：“主席，您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您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戲劇進行反黨活動。吳晗的《海瑞罷官》，其實就影射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出戲是貨真價實的大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