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在生動的形象中所顯示的鬥爭策略和戰術，在曆代農民運動中發生過某種教科書的作用，很多農民革命領袖從《水滸》中吸取了封建時代被壓迫人民向統治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論藝術作品對人民的作用——美學筆記之五》，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上海文學》）
“真正歌頌勞動人民的藝術作品，從《水滸傳》，到《憫農詩》，都是不朽的。”（《歌頌勞動的詩篇是不朽的》，《衝霄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作為“牆頭草”，這時候的姚文元隨風倒那當然不在話下。他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水滸》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輿論總管”發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評《水滸》”運動，起初使許多人困惑不解——用得著如此連篇累牘地去評《水滸》？
“輿論總管”導演了一幕幕輿論戰：
《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九期發表了短評《重視〈水滸〉的評論》，又在“用《水滸》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總標題下，發表了一組評《水滸》的文章，作為“樣板”。《人民日報》當即在八月三十一日予以轉載。
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文中把蘆荻記述的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作為“最高指示”用黑體字印出來，公之於眾。
有了《紅旗》評論，有了《人民日報》社論，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幾天，就在全國掀起了評《水滸》的“熱潮”、“高潮”。
“輿論總管”發起這麼個“熱潮”、“高潮”，究竟幹什麼呢？
事情就象十年前那樣，姚文元的長文在《文彙報》上冒出，忽然評起《海瑞罷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這個啞謎的謎底，直到一個月後，江青跑到大寨，在群眾大會上講話，才終於點穿：
“不要以為評《水滸》這是一個文藝評論，同誌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曆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
是什麼樣的大事呢？江青說道：
“為什麼主席現在指示批《水滸》，大家考慮考慮。《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一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惡吏，占據了各重要崗位，架空晁蓋，不然為什麼晁蓋頭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所以主席談，林彪一類如上台搞修正主義很容易。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中說，對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限製，我們說這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貢獻，但是有人膽敢把它刪去。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在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的講話，講得更明白：
“評《水滸》要聯係實際。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領袖就是鄙人。”
直到這時，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批《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而海瑞則是彭德懷；這一回評《水滸》，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而晁蓋是毛澤東，至於宋江是誰，不言而喻了！
難怪，宋江給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義”之類大帽子。
幸虧《水滸》作者施耐庵早已魂歸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後台”了。
姚文元已經有了評《海瑞罷官》的“經驗”，難怪，一聽說毛澤東跟蘆荻聊天說及評《水滸》，馬上拿來作為“令箭”，發動了一場“億萬人民”參加的“評《水滸》運動”！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夥計們哪裏在研究《水滸》？他們在借助於“評《水滸》”整人。
一九七六年，當第一期《紅旗》發表《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一文時，姚文元親筆加上了幾句話“點睛”：
“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特別強調了領導權的重要性。‘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
“四人幫”借助於“評《水滸》”，在輿論上占了上風。姚文元得意了，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寫下了這樣的日記：
“外國人都說：宣傳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傳毛的主張’‘繼續革命’的，但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經濟工作什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