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劉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後來成為南北朝時期劉宋王朝的開國皇帝，公元420——422年在位。他於隆安三年(399年)參軍起義，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平息戰亂，先後擊敗了孫恩、盧循的海上起義，消滅了桓玄、劉毅等軍事集團；對外致力於北伐，取巴蜀、伐南燕、滅後秦。
劉裕等新貴族懾於孫恩、盧循起義的巨大影響，不得不減輕了對農民的壓迫與剝削。他在稱帝前後進行一係列的改革措施，改善了政治和社會狀況，為元嘉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在南朝的早期，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改善和提高。這都是孫恩、盧循掀起的這場波瀾壯闊的海上大起義的革命餘蔭所賜。
亦商亦盜亦官的傳奇海王鄭芝龍
他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父親，他台灣鄭氏王朝的開創者，他的一生亦商亦盜亦官，他本想做一個本分的海商，卻受時勢的逼迫，不得不當起了海盜。他雖為海盜，卻盜亦有道，他殺富濟貧，並不侵擾地方貧苦百姓，他曾帶領部分海商和大量東南沿海的貧民移民台灣，為了生存，他建立起大規模的武裝船隊，他專與各國殖民主義者、官府、富豪過不去，他向途經各國商船收取保護費，崛起於海上，揚威於域外，他一手建立起當時亞洲區域內實力最強大的海上王國，明清兩朝都對他毫無辦法，隻能小心招撫，封侯拜爵。他備受日本、東南亞各國及至歐洲各個海上強國的讚頌……通過鄭芝龍，是了解中國曆史上的海盜活動的最好途徑，是了解明朝這個中國曆史上海盜活動最高峰時期的海盜活動的最好途徑。
癡迷航海和武術的海港驕子
明朝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一個名叫“一官”的男孩兒在福建泉州府南安縣安平鎮的家中哇哇墜地。他在台灣事業初具規模時就改名叫鄭芝龍，是家中的第一個兒子，他的父親鄭紹祖是福建泉州府太守蔡善繼的庫吏，他的母親黃氏則出身於當地的一個海商家庭。
這個名叫“一官”的男孩兒長大成人以後建立了一個令世界矚目的東亞海上帝國。在明清兩朝，鄭芝龍海商集團的勢力最大，資本最為雄厚，他幾乎完全控製了中國東南沿海的私人貿易，在當時的海商集團中，他堅持的時間最長，並最終掃滅群雄，他的曆史影響也最為深遠顯赫。
鄭芝龍之所以能夠成長為中國曆史上的海盜王，創造中國曆史上的海盜之最，這與中國東南沿海的民間對外貿易傳統和海盜傳統，特別是與他的故鄉泉州的民間貿易傳統和海盜傳統密不可分。
早在宋朝時期，中國社會的經濟重心已經全麵南移，東南沿海成為了全國最富庶的地區。隨著東南沿海地區工商業的發展和商業經濟的繁榮，對外貿易也有了新的發展。海外貿易事關國計，宋王朝為了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十分重視海外貿易，甚至由皇帝親自過問。北宋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認為市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對於國家的財政收入有著相當大的幫助，應當繼續設立市舶司和市舶務，以發展海上的貿易。北宋初年，先後於廣東廣州、浙江杭州和明州(今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山東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境)、江蘇秀州華亭(今上海鬆江一帶)等通商口岸設立了市舶司或市舶務。南宋時，又增設了溫州和江陰兩處市舶務。在京城杭州設懷遠驛，在明州、溫州設來遠驛，招徠外國商人，鼓勵他們前來通商；同時，還在廣州和泉州專辟“番坊”、讓外國商人居住，借以促進海外貿易。
知識放大鏡
市舶司掌管互市貿易，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唐朝對外開放，早在唐玄宗開元間(713～741)，廣州就開設了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擔任，是為市舶司前身。唐朝時，廣州等城市成了外商來貨貿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市舶司始於唐，盛於宋，至明未逐漸萎縮。清朝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
宋朝時，雖然市舶司在發展海外貿易、開辟海上交通航線方麵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市舶司全麵壟斷了海外貿易，給予民間商業資本回旋的餘地非常少。按照規定：中國商船要出海對外貿易，必須先向市舶司申請、具保，獲得憑券，方可放行。而外國商船到達港口，也必須向市舶司報告，接受檢查，並“抽解”十分之一的貨物作為進口稅。市舶司還負責收買外來商品，屬於“禁榷”的貨物全部收購，其餘貨物部分收購。市舶司“抽解”與收購的貨物，統統送繳朝廷。通過這種方法實現政府對對外貿易的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