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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榷(jìn què)，中國古代政府對某些商品實行專賣，限製民間商業貿易，借以擴大財政收入的一種方法。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範圍一般包括鹽、酒、茶等，關於這三者的律法也最為重要和完備。宋代還把礬、鐵、煤等列入禁榷物品。
在宋朝，由於海外貿易利益誘人，各階層競相投身於海外貿易活動。有不少大官僚經營海外貿易。南宋大將張俊曾以錢百萬為資本，令其士卒從事海外貿易，獲得巨大商利。在宋末，官至福建行省安撫沿海都製置使兼泉州市舶司提舉的蒲壽庚，掌管泉州市舶司二十年，與其兄壽窟兼營商業，擁有多艘海船，操縱海外貿易。他們利用官職權勢經營海外貿易，成為當時的官商。其次，衙役、胥吏與赴試士人也有不少人參與到海上貿易中來。由於士人中想出洋的人很多，因此宋王朝統治者曾經下令禁止州縣有學籍者，過海經商。宋朝時致力於出海對外貿易的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富親大姓”，他們擁有豐厚的財力，同時又和官場有很密切的聯係，有的本人就是官商。還有一群人就是商人和擁有海船的船戶，他們致力於海外交通貿易，是真正的海商。
隨著東南沿海地區工商業和海上交通貿易的大發展，宋朝的海商階層經濟實力日益壯大。由於海商所從事的海外貿易是民間的自由貿易，它不可避免地會與宋王朝市舶司的貢市貿易和官商貿易發生矛盾和鬥爭，因而會遭到官府的限製與禁止。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商人被官府逼迫，鋌而走險，加入了海上武裝貿易活動的行列，成為了大海盜。白天，他們是笑容可掬、恭謙禮讓的商人。夜晚，他們則成了蒙上麵紗、身著夜行衣打家劫舍的盜匪。他們既是海盜，又是海商。他們的船，既是海盜的母艦，又是商船。大海對他們來說，既是戰場，又是市場。海盜的亦商亦盜，宋朝已經開始。
一時間，工商業發達、商品經濟繁榮的東南沿海地區成為海盜最為猖獗的地方。當時，泉州與廣州都是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中外商船穿梭往來，閩、粵沿海一帶因而成為海商與海盜活動的中心海域。海盜的搶劫猖獗被官府視為“海道之害”。為了對付海盜，宋朝廷想了很多對策，如由官軍組成了海上討伐軍，封鎖海界以斷絕海盜與陸上的聯係。但是海盜活動卻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在於當地居民和海盜形成了互利關係。正是由於當地居民的資助、保護，海盜們才有實力去跟官府對抗。有些地區，由於官府剝削得太厲害，甚至出現了家族內鼓勵年輕人去當海盜尋找出路的事例。其中，福州山門、潮州沙尾、廣州大奧山等地，都出現過類似的事情。這些沿海地區的百姓，不僅拿出家中的好吃好喝的歡迎海盜，甚至還樂於充當海盜的耳目。官兵還未直到，海盜們往往已經得到消息，事先離開了。當時，福建與兩廣海濱的村民與海盜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不但為海盜充當耳目，還與海盜們做生意，有時還直接參與搶劫船貨的行動。廣南、福建路多有海寇活動。不過，宋朝福建海盜所搶掠的都是沿海鄉鎮富豪的財物、糧食以及外國海舡、市舶司“上供寶貨”，並沒有侵犯沿海人民。正因為如此，當地居民都樂於同海盜互利合作。
這樣，宋朝時東南沿海一帶的民間海上自由貿易隨之興起了。在福建泉州郡城外圍的石井津，即安海港及附近港澳，海上的民間自由貿易活動十分活躍。安海港在泉州郡城南三十裏處，位於金門圍頭海灣腹裏。唐朝時就已形成港口，當地居民多從事海上交通貿易。由於進出安海港澳的海船很多，需要導航，因此從安海至圍頭數十裏海岸建造了七座燈塔。由此可見當時海上交通貿易的盛況。到了宋朝，安海的港市更加繁榮，港澳進出海船千帆百舸，客商雲集，國貨、洋貨堆積如山，市場交易極為繁盛。安海全盛時，東有舊市，西有新市。因竟利而後設市鎮，市曰安海市，鎮曰安海鎮。直街曲巷中貿易店肆約有幹餘座。從海上進入安海港的船舶，稱為“客船”、“客舟”，即外地商船，其中包括“番舶”(外國商船)。安海港市全盛時，海舶進出頻繁，州官派遣稅吏駐港征稅。而海盜從事海上商業活動，是不會向官府納稅的。他們為了避開官府的幹擾和稅收，將船停泊於安海港外澳圍頭。圍頭澳由此成為海盜們進行海上貿易活動的據點。就這樣，海上民間的自由貿易在福建沿海一帶悄然興起。海盜們亦商亦盜的活動給圍頭居民帶來了可觀的經濟利益，因此“賊船”入港貿易，頗受當地居民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