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記載了一首歎曹操的《鄴中歌》，其中就有這句“雄謀韻事與文心”，盛讚其“文章有神霸有氣”。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這種帝王文學排行榜的話，曹操名列前茅，列屬三甲，是毫無疑問的。甚至可以說是拔得頭籌的金牌得主，這樣的評價，也不算過分。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曆，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打死他也辦不到，隻好找禦用文人為他做槍手。所以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能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裏，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人們口邊的。二、“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也是上了點年紀的人用來自勉的座右銘。三、“神龜雖壽，猶有竟時”。就是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中國有無數詩人，能夠在千年以後，能有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者，有幾何？
毛主席在北戴河賦的那首詞裏，有“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句，就充滿了對這位大手筆的讚賞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園春·雪》的詞裏，點了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獨將曹操例外，可見在文學史上，這位後來被《三國演義》給歪曲了的曹操，有著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實，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不一定要按官方意誌寫作的作家。這點自由，就是曹操給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八十年代初期，為一家出版社撰寫《莎士比亞》的傳記時，在眾多資料中，我一直難以忘懷的，是劇作家和他的劇團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駐蹕行宮裏，堂會演完以後，夜裏還得為之站崗的細節。那時已經有點名望的莎士比亞，而且為供奉劇團的股東之一，也得穿上製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現在倫敦皇宮戴著高頂熊皮帽的禦林軍那樣子？更不知道他在霧氣彌漫的英格蘭之夜有些什麼感想？
他快活呢，還是尷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這位蘇格蘭的跛子國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鄉，也沒有什麼人會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亞，卻成為這個地球上的所有語種，都能聞音而意會的詞彙。記得解放前在南京國立劇專讀書的時候，聽孫家琇先生講授莎士比亞課的情景，她朗讀莎劇應該算是古文的英語，那鏗鏘的語調之美，接著，口譯為中文，那華彩的文字之美，令我們這些學子，充分領會這位大師的藝術魅力。
但是，當我為他作傳的時候，想到一個巨人，竟被一個小醜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這般地役使著，不禁為這種斯文掃地的場景，生出一絲莫名的悲哀。
當然，辱沒大師，侮弄天才，也不僅僅是在威爾登宮裏站崗的莎士比亞的遭遇，在中國有記載的文人活動史中，很長一個時期，文人的際遇要比莎翁還糟糕些。好一點的，為侍奉，為弄臣；次一點的，為家奴，為仆從，幾乎不具有獨立人格，是一輩子附屬於人的人。因此，為主子站崗放哨，給老爺擦背搓澡，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司馬遷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宮刑以後，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無苦澀地道出這種說是文人，實為賤民，名為近侍，地位很低的現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這境遇，聽起來蠻心酸的。
文人作為一個自覺的，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飛躍，不再臣服於誰，不再附屬於誰，不再視自己為奴仆的人，這一步，這一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曹操給改變了的。這當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學史慣稱的“三曹”的共同努力，從此，中國就有了兩種文人，一種是禦用的，一種是非禦用的。當然，非禦用的不見得不可以禦用，同樣，禦用的也會丟掉皇家的飯碗而非禦用；反過來，非禦用的不見得不想成為禦用的，吃香喝辣，同樣，禦用的說不定腦滿腸肥之後，想要一份非禦用的清名令譽，也說不定的。所以，有這兩種文人出現，是好事情，但他們之間，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非涇渭分明的格局。
由於三曹，中國有文學以來，開始出現異類文人，有別於官方的，主流的，正統的，在朝言朝的禦用文人，實在是文學的大進步。有了這種不一定聽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創作，與統治集團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具有相對程度上能夠自由創作的文人，對於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肯定會起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這是公元196年，東漢桓帝建安年間出現的文學盛況，故名之曰“建安文學”，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隻有一朵花支撐著的春天，終究要顯得冷清。所以，曹操，雖然他殺害文人，名聲不佳，但他能夠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統治威權下，給文人較多的選擇餘地，較大的活動空間，造成建安文學的輝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漢武帝那樣，把司馬相如、司馬遷，當做可以呼來叱去的狗那樣對待，而是在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殺人才能解決問題時，還是能夠平心靜氣與孔融、楊修之流探討文學，甚至開個玩笑什麼的。將他們當做人，當做文人，而不是部屬、下級、聽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這樣的統治者，敢於突破流俗之所輕，敢於改變周秦以來視文人為末流的觀點，真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