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曹操(1 / 3)

《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記載了一首歎曹操的《鄴中歌》,其中就有這句“雄謀韻事與文心”,盛讚其“文章有神霸有氣”。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雖然曹操不是帝王,但勝似帝王。如果有這種帝王文學排行榜的話,曹操名列前茅,列屬三甲,是毫無疑問的。甚至可以說是拔得頭籌的金牌得主,這樣的評價,也不算過分。

他的詩,寫得實在的好,絕非那些附庸風雅的帝王可比。在中國,凡皇帝,無論識字的,不識字的,無論會寫的,不會寫的,穿上龍袍,坐上龍椅以後,都想在詩詞上“得瑟”兩下,在文學上“顯擺”一通,幾乎成為通病。這其中,寫得最少的為漢高祖劉邦,他衣錦還鄉到了下邳時,吼出過一首《大風歌》,留傳至今。我一直懷疑這位亭長,是否具有寫詩的細胞!如果他以後還寫過一首《小風歌》,或者《微風歌》,也許無妨將詩人這頂桂冠,加在他的頭上。就這一首,僅這兩句,大有可能是秘書之類的文人,如叔孫通之流,現編現謅,當場口授,他記性大概還好,現躉現賣,於是,劉邦就文治武功,兩全其美了。寫得最多的為清高祖弘曆,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接近《全唐詩》的總和,但很遺憾,沒有一句能留傳開來。此人的詩,除以此人的年齡,40000÷80,平均每年要寫500首詩,平均每天要寫1至2首,打死他也辦不到,隻好找禦用文人為他做槍手。所以帝王寫詩,假冒偽劣者多,信不得的。

曹孟德的詩,可能用十二字來評價:一、有氣概,二、有聲勢,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傳唱,弦誦不絕。在中國人的記憶裏,至少下列三句,忘不了。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直到今天,還掛在人們口邊的。二、“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也是上了點年紀的人用來自勉的座右銘。三、“神龜雖壽,猶有竟時”。就是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給予的有限生命周期,不要瞎折騰,不要亂巴結,不要顛三倒四,不要神經錯亂。中國有無數詩人,能夠在千年以後,能有這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脫口而出者,有幾何?

毛主席在北戴河賦的那首詞裏,有“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句,就充滿了對這位大手筆的讚賞之意。毛主席在另一首《沁園春·雪》的詞裏,點了曆史上四位帝王:“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獨將曹操例外,可見在文學史上,這位後來被《三國演義》給歪曲了的曹操,有著不可抹煞的地位。其實,曹操除了是了不起的詩人外,他還一手締造了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中國從建安文學起,才出現以寫作為主業,不一定要按官方意誌寫作的作家。這點自由,就是曹操給的,雖然不大,但初創意義相當重大。

八十年代初期,為一家出版社撰寫《莎士比亞》的傳記時,在眾多資料中,我一直難以忘懷的,是劇作家和他的劇團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駐蹕行宮裏,堂會演完以後,夜裏還得為之站崗的細節。那時已經有點名望的莎士比亞,而且為供奉劇團的股東之一,也得穿上製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現在倫敦皇宮戴著高頂熊皮帽的禦林軍那樣子?更不知道他在霧氣彌漫的英格蘭之夜有些什麼感想?

他快活呢,還是尷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這位蘇格蘭的跛子國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鄉,也沒有什麼人會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亞,卻成為這個地球上的所有語種,都能聞音而意會的詞彙。記得解放前在南京國立劇專讀書的時候,聽孫家琇先生講授莎士比亞課的情景,她朗讀莎劇應該算是古文的英語,那鏗鏘的語調之美,接著,口譯為中文,那華彩的文字之美,令我們這些學子,充分領會這位大師的藝術魅力。

但是,當我為他作傳的時候,想到一個巨人,竟被一個小醜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這般地役使著,不禁為這種斯文掃地的場景,生出一絲莫名的悲哀。

當然,辱沒大師,侮弄天才,也不僅僅是在威爾登宮裏站崗的莎士比亞的遭遇,在中國有記載的文人活動史中,很長一個時期,文人的際遇要比莎翁還糟糕些。好一點的,為侍奉,為弄臣;次一點的,為家奴,為仆從,幾乎不具有獨立人格,是一輩子附屬於人的人。因此,為主子站崗放哨,給老爺擦背搓澡,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司馬遷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宮刑以後,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無苦澀地道出這種說是文人,實為賤民,名為近侍,地位很低的現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這境遇,聽起來蠻心酸的。

文人作為一個自覺的,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飛躍,不再臣服於誰,不再附屬於誰,不再視自己為奴仆的人,這一步,這一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曹操給改變了的。這當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學史慣稱的“三曹”的共同努力,從此,中國就有了兩種文人,一種是禦用的,一種是非禦用的。當然,非禦用的不見得不可以禦用,同樣,禦用的也會丟掉皇家的飯碗而非禦用;反過來,非禦用的不見得不想成為禦用的,吃香喝辣,同樣,禦用的說不定腦滿腸肥之後,想要一份非禦用的清名令譽,也說不定的。所以,有這兩種文人出現,是好事情,但他們之間,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非涇渭分明的格局。

由於三曹,中國有文學以來,開始出現異類文人,有別於官方的,主流的,正統的,在朝言朝的禦用文人,實在是文學的大進步。有了這種不一定聽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創作,與統治集團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具有相對程度上能夠自由創作的文人,對於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肯定會起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這是公元196年,東漢桓帝建安年間出現的文學盛況,故名之曰“建安文學”,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曰“建安七子”。

隻有一朵花支撐著的春天,終究要顯得冷清。所以,曹操,雖然他殺害文人,名聲不佳,但他能夠容忍文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統治威權下,給文人較多的選擇餘地,較大的活動空間,造成建安文學的輝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漢武帝那樣,把司馬相如、司馬遷,當做可以呼來叱去的狗那樣對待,而是在矛盾沒有激化到必須殺人才能解決問題時,還是能夠平心靜氣與孔融、楊修之流探討文學,甚至開個玩笑什麼的。將他們當做人,當做文人,而不是部屬、下級、聽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這樣的統治者,敢於突破流俗之所輕,敢於改變周秦以來視文人為末流的觀點,真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