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本草》，胡椒，味辛性熱，具有溫中下氣，和胃止嘔，消痰解毒等功效，是一種具有藥用價值的香料。但如今，多作為調味品，出現在餐桌上。它的香料和藥材的作用，倒不怎麼被人重視。猶如一位作家，不作文，隻作秀，久而久之，讀者隻記住了他的秀，而記不住他的文一樣。
不過，胡椒用來調味的效果奇佳，立刻就能起到食指大動，胃口大開之功。中西餐對於這種香料的使用，稍有差異。中國通常用白胡椒，外國一般用黑胡椒。胡椒分白黑，我原以為是樹種有所不同。後來，到過海南一趟，才弄清楚，白的和黑的胡椒，其實都長在一棵樹上。不過一個先采摘，一個後采摘，一個不去皮，一個去了皮的區別而已。
現在，胡椒不算什麼罕見之物，但是，在唐朝，卻是個珍貴物兒。因為中國本土不產，要從很遠的外國運來，故而價格不菲。但唐朝人喜食胡椒，為曆朝少見，餐餐頓頓，不可一日無此君。為什麼對胡椒如此情有獨鍾，我也訝異，後來仔細尋思，恐怕與豫晉陝甘地區，自中古以來，漸以胡食為主的餐飲方式，大有關係。沒有胡椒，壓不住牛羊肉的腥膻之氣；沒有胡椒，蓋不住驢馬肉的草騷之味；沒有胡椒，也刺激不動腸胃，產生大量胃液，去消化那些“餺飥”、“饆羅”、“焦槌”、“餶脯”、“不托”之類的唐代麵食。
所以我們在唐詩裏，屢屢讀到那時的長安城裏，遍布胡人的食肆和酒家，其數量當比今日北京市裏的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禮拜五所有洋吃喝加在一起，還要多。唐人孟棨《本事詩》，講了一則故事：“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複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這對棒打鴛鴦的深情難忘，自是動人。但胡餅店竟開設到了王爺府邸的隔壁，也說明當時，無論貴如親王，無論貧若草民，他們的飲食風尚，都相當程度胡化，胡椒這種少不了的調味品，自然也就隨之時行。
每逢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詩人總是最先感受和最先接受新鮮事物的一族。初到長安的陳子昂，本吃慣了川菜的那張嘴，很快崇尚胡人飲食，成為酒家胡和胡餅店的常客。我不知道胡椒的刺激，對這個四川人的詩興，起到多大作用？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強刺激，像嗆人胡椒那樣，竟將初唐詩壇震驚得個七葷八素，口鼻冒煙。
他的詩，張揚磅礴，慷慨蒼涼。糾正梁陳綺麗頹靡之風，一掃南朝鉛粉浮華之氣。那繼往開來的詩風，高蹈崇實的精神，馬上成為非主流的，反潮流的，以及不入流，當然也包括下三流的詩人們，一致擁戴的領軍者。
因此，他的身邊，總圍著一批作品寫得很差，胃口卻奇好的同行，一批文章不見精彩，卻吃嘛嘛香的文友。如今文壇不也如此嗎？你就看那些評論家屁顛屁顛跟在大哥大後邊，等著拿紅包的嬉皮涎臉，也就了然。陳子昂雖然有錢，但不派利是。那時，他已任命為麟台正字，有點官方色彩。很有些文化界的頭麵人物，和雖不頭麵但也不甘寂寞的人物，也來捧他的場。
他在宣陽裏居住，這地段很類似舊北京的前門大柵欄一帶，往東就是有名的東市，一個商貿中心，往北則是更有名的平康裏，一個聲色所在。陳子昂怎麼打發這些客人呢？倒也簡單，派小僮到市麵上，背回一遝遝胡餅，裹以一坨坨熟肉，淋以一杓杓濃鹵，佐以一鍋鍋雜碎湯，關鍵在於胡椒，必須大把大把地撒將起來，吃得那些發達的，不發達的詩人，成材的，不成材的評論家，要臉的，不要臉的文壇混子，大快朵頤，求個不亦快哉，也就轟出門去，倒頭睡覺。
我猜測，當下頗流行的西安的“肉夾饃”，天津的“煎餅”，北京的“灌腸”、“鹵煮火燒”，沒準還保留著一點唐代餘韻呢！而陳子昂和他的那些吃貨們，一個個舌麻若木，汗下如雨，熱血沸騰，胡說八道，都是胡椒的辣素折騰的。
看到這些人既痛苦，又快樂，既遭罪，又歡暢的德行，你對唐朝人的風流，浪漫，豁達，大度，不能不感慨，不能不佩服。他們為了這一份口腹享受，為了得到又辣又香的刺激，敢萬裏迢迢，跑到原產地去購買這種中國沒有的調味品。當時的全世界，隻有地處熱帶的天竺國或身毒國，出產這種香料。那裏也正是《西遊記》裏唐僧師徒們要去取經的所在。
這證明在中國曆史上，隻有唐朝奉行了真正的拿來主義。物質上的東西，我要，譬如胡椒；精神上的東西，我也要，譬如佛經。看來，唐朝人不怎麼怕被人“西化”，可能他們對自己能夠“化西”的力量，充滿信心。果然，佛經被唐三藏背回來了，曾不幾時，加之以黃老，益之以禪宗，變成中國式的佛教；胡椒被駱駝隊馱回來了，壓成粉末狀，變成餐桌上的調味品。南北朝至隋三百年間，那些策馬揚鞭，鐵蹄踐踏整個北中國的匈奴、鮮卑、突厥、羯、氐、羌等民族，何其猖獗，何其囂張，可有唐一代，這些邊外遊牧民族，全都融於農耕社會的華夏文明之中。
歸根結底，到底你化了我，還是我化了你，必須把眼光放遠些，才能得出答案。
一個胸懷開闊的人，一個身心健康的人，其消化能力必強。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一個體衰力薄的人，其腸胃功能必弱。人如此，國亦如此，民族更如此。唐朝人的胃口，似乎連鐵釘子鐵蒺藜，也會給消解吸收掉的。所以，無論什麼外來事物，統統敢於問津。不挑揀，不排斥，不預設界限，不約法三章，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可以多吃，什麼最好少吃。唐朝人不講這一套，通吃，相信自己的五髒六腑，會選擇，相信自己的臣民百姓，識好歹，有用有益的留下，無用無益的揚棄。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國家，不強何待？
我們知道，胡椒是明代以後，方在中國南方種植。李時珍在《本草》中說：“今南番諸國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有之。”在唐朝，胡椒的來處可相當遙遠。據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出摩伽陁國，呼為味履支”。這個地方，應該在印度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一帶。新、舊兩《唐書》均載：“屬中天竺，距長安九千多裏。”從那裏到唐朝的首都長安，從地圖上看，航空距離也得有三千多公裏，證明《酉陽雜俎》，所言非虛。現在回想中世紀，馱著一簍一簍胡椒的駱駝商隊，穿過戈壁、沙漠，翻越雪山、高原，該是一個怎樣艱苦卓絕的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