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椒八百石(1 / 3)

據《本草》,胡椒,味辛性熱,具有溫中下氣,和胃止嘔,消痰解毒等功效,是一種具有藥用價值的香料。但如今,多作為調味品,出現在餐桌上。它的香料和藥材的作用,倒不怎麼被人重視。猶如一位作家,不作文,隻作秀,久而久之,讀者隻記住了他的秀,而記不住他的文一樣。

不過,胡椒用來調味的效果奇佳,立刻就能起到食指大動,胃口大開之功。中西餐對於這種香料的使用,稍有差異。中國通常用白胡椒,外國一般用黑胡椒。胡椒分白黑,我原以為是樹種有所不同。後來,到過海南一趟,才弄清楚,白的和黑的胡椒,其實都長在一棵樹上。不過一個先采摘,一個後采摘,一個不去皮,一個去了皮的區別而已。

現在,胡椒不算什麼罕見之物,但是,在唐朝,卻是個珍貴物兒。因為中國本土不產,要從很遠的外國運來,故而價格不菲。但唐朝人喜食胡椒,為曆朝少見,餐餐頓頓,不可一日無此君。為什麼對胡椒如此情有獨鍾,我也訝異,後來仔細尋思,恐怕與豫晉陝甘地區,自中古以來,漸以胡食為主的餐飲方式,大有關係。沒有胡椒,壓不住牛羊肉的腥膻之氣;沒有胡椒,蓋不住驢馬肉的草騷之味;沒有胡椒,也刺激不動腸胃,產生大量胃液,去消化那些“餺飥”、“饆羅”、“焦槌”、“餶脯”、“不托”之類的唐代麵食。

所以我們在唐詩裏,屢屢讀到那時的長安城裏,遍布胡人的食肆和酒家,其數量當比今日北京市裏的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禮拜五所有洋吃喝加在一起,還要多。唐人孟棨《本事詩》,講了一則故事:“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複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這對棒打鴛鴦的深情難忘,自是動人。但胡餅店竟開設到了王爺府邸的隔壁,也說明當時,無論貴如親王,無論貧若草民,他們的飲食風尚,都相當程度胡化,胡椒這種少不了的調味品,自然也就隨之時行。

每逢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詩人總是最先感受和最先接受新鮮事物的一族。初到長安的陳子昂,本吃慣了川菜的那張嘴,很快崇尚胡人飲食,成為酒家胡和胡餅店的常客。我不知道胡椒的刺激,對這個四川人的詩興,起到多大作用?一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強刺激,像嗆人胡椒那樣,竟將初唐詩壇震驚得個七葷八素,口鼻冒煙。

他的詩,張揚磅礴,慷慨蒼涼。糾正梁陳綺麗頹靡之風,一掃南朝鉛粉浮華之氣。那繼往開來的詩風,高蹈崇實的精神,馬上成為非主流的,反潮流的,以及不入流,當然也包括下三流的詩人們,一致擁戴的領軍者。

因此,他的身邊,總圍著一批作品寫得很差,胃口卻奇好的同行,一批文章不見精彩,卻吃嘛嘛香的文友。如今文壇不也如此嗎?你就看那些評論家屁顛屁顛跟在大哥大後邊,等著拿紅包的嬉皮涎臉,也就了然。陳子昂雖然有錢,但不派利是。那時,他已任命為麟台正字,有點官方色彩。很有些文化界的頭麵人物,和雖不頭麵但也不甘寂寞的人物,也來捧他的場。

他在宣陽裏居住,這地段很類似舊北京的前門大柵欄一帶,往東就是有名的東市,一個商貿中心,往北則是更有名的平康裏,一個聲色所在。陳子昂怎麼打發這些客人呢?倒也簡單,派小僮到市麵上,背回一遝遝胡餅,裹以一坨坨熟肉,淋以一杓杓濃鹵,佐以一鍋鍋雜碎湯,關鍵在於胡椒,必須大把大把地撒將起來,吃得那些發達的,不發達的詩人,成材的,不成材的評論家,要臉的,不要臉的文壇混子,大快朵頤,求個不亦快哉,也就轟出門去,倒頭睡覺。

我猜測,當下頗流行的西安的“肉夾饃”,天津的“煎餅”,北京的“灌腸”、“鹵煮火燒”,沒準還保留著一點唐代餘韻呢!而陳子昂和他的那些吃貨們,一個個舌麻若木,汗下如雨,熱血沸騰,胡說八道,都是胡椒的辣素折騰的。

看到這些人既痛苦,又快樂,既遭罪,又歡暢的德行,你對唐朝人的風流,浪漫,豁達,大度,不能不感慨,不能不佩服。他們為了這一份口腹享受,為了得到又辣又香的刺激,敢萬裏迢迢,跑到原產地去購買這種中國沒有的調味品。當時的全世界,隻有地處熱帶的天竺國或身毒國,出產這種香料。那裏也正是《西遊記》裏唐僧師徒們要去取經的所在。

這證明在中國曆史上,隻有唐朝奉行了真正的拿來主義。物質上的東西,我要,譬如胡椒;精神上的東西,我也要,譬如佛經。看來,唐朝人不怎麼怕被人“西化”,可能他們對自己能夠“化西”的力量,充滿信心。果然,佛經被唐三藏背回來了,曾不幾時,加之以黃老,益之以禪宗,變成中國式的佛教;胡椒被駱駝隊馱回來了,壓成粉末狀,變成餐桌上的調味品。南北朝至隋三百年間,那些策馬揚鞭,鐵蹄踐踏整個北中國的匈奴、鮮卑、突厥、羯、氐、羌等民族,何其猖獗,何其囂張,可有唐一代,這些邊外遊牧民族,全都融於農耕社會的華夏文明之中。

歸根結底,到底你化了我,還是我化了你,必須把眼光放遠些,才能得出答案。

一個胸懷開闊的人,一個身心健康的人,其消化能力必強。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一個體衰力薄的人,其腸胃功能必弱。人如此,國亦如此,民族更如此。唐朝人的胃口,似乎連鐵釘子鐵蒺藜,也會給消解吸收掉的。所以,無論什麼外來事物,統統敢於問津。不挑揀,不排斥,不預設界限,不約法三章,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可以多吃,什麼最好少吃。唐朝人不講這一套,通吃,相信自己的五髒六腑,會選擇,相信自己的臣民百姓,識好歹,有用有益的留下,無用無益的揚棄。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國家,不強何待?

我們知道,胡椒是明代以後,方在中國南方種植。李時珍在《本草》中說:“今南番諸國及交趾、滇南、海南諸地皆有之。”在唐朝,胡椒的來處可相當遙遠。據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出摩伽陁國,呼為味履支”。這個地方,應該在印度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一帶。新、舊兩《唐書》均載:“屬中天竺,距長安九千多裏。”從那裏到唐朝的首都長安,從地圖上看,航空距離也得有三千多公裏,證明《酉陽雜俎》,所言非虛。現在回想中世紀,馱著一簍一簍胡椒的駱駝商隊,穿過戈壁、沙漠,翻越雪山、高原,該是一個怎樣艱苦卓絕的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