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拄玉杖，去看廬山峰。遠山如遊龍，半入青天中。四顧無人獨青秀，五老與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邊鴻。二儀自高下，吳楚分西東。洪濤巨浪拍崖下，波光上與銀河通。吸澗玄猿弄晴影，長鬆舞鶴號天風。天風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萬裏可飛越，因之獻納蓬萊宮。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夢裏尋仙蹤。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樹下一老與我襟裾同。披圖題詩要相贈，氣騰香露秋蒙蒙。子歸煩語謝五老，幾時白酒再熟來相從。
他把自己擺在和廬山並駕齊驅、雙峰對立的同等位置上，作為文學家，是一種誇張，作為政治家，則是一種狂妄。不過話說回來，這個個子雖矮，膽量卻大的解學士，在政治輪盤賭中，確實具有賭運賭命的勇敢。
公元136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在諸子中找不到一個繼承人，傳位於其孫朱允，是為惠帝。公元1398年（明建文三年），朱元璋駕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建文四年），分封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二個兒子，號稱靖難，興兵南下，來奪他侄子的江山。
1402年的六月十三日，時值盛暑，朱棣大軍勢如破竹，逼近南京，正從金川門奪城而入的時候，眼看著就要改朝換代，鼎故革新之際，麵臨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擇之時，深受朱元璋恩渥的解縉，站在原則立場上，應該是與其實是叛亂的朱棣，勢不兩立的。但我們這位極其聰明，極其靈活的才子，一無當烈士的欲望，二無殺身成仁的興趣，早就選擇了與即將來臨的新政權合作的方針。
可在大局尚未明朗，勝負猶未決出之前，他大聲疾呼，要捍衛正統，要堅持原則，要與反叛分子鬥爭到最後一刻，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號召大家做出殉國犧牲的英勇壯舉。
攻城的頭一天，六月十二日的晚間，解縉與他的同僚相約，寧死不屈，不做二臣，不能降敵為寇，不能辜負主恩。
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複生矣！”解縉、吳溥與艮、（胡）靖比鄰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相約死殉。（《明史·王艮傳》）
這是一個赴義就死，義無返顧的場麵，人人熱血沸騰，家家熱淚盈眶。說實在的，中國文人在作秀演戲方麵，有著特別的天賦。尤其那個解縉，站在桌子上，估計因為身高的緣故，這樣好突出自己的形象。隻聽他慷慨陳詞，聲淚俱下，信誓旦旦地對大家宣布：諸位，我要是苟活下來，將來怎麼有臉去見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軍隻要前腳進城，後腳我就頭一個在文廟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受過太祖的恩，受過惠帝的恩，又是文章蓋世的國士，眾人當然以他馬首是瞻。這一番擲地有聲的話，說得在場的一個個人，無不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共同赴死，義無二心。
等到解縉、王艮、胡靖相繼離開吳溥家後，吳溥的小兒子吳與弼，那時年紀尚小，不諳人心善變，世事叵測，竟從心底裏發出讚歎，為這些叔輩文人的高風亮節，欽慕不已：“解叔、胡叔能有這一份忠君效死的勇氣，真是了不起啊！”吳溥對他兒子說：“你先別這樣斷言，解、胡二位先生殉死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說不好。依我看，倒是你那位王叔，恐怕隻有他，沒準會走死難這一步。”
吳溥父子說到這裏，忽聞比鄰而居的胡靖，正對他家人急不可耐地大吼小叫：“你們快出去看看，兵荒馬亂，盜賊橫行，趕緊去把豬欄的門關緊，小心偷豬的竊兒，牽了咱家好不容易養起的肥豬！”
至此，吳溥掠他兒子一眼，苦笑地說：“一條豬都這樣顧惜，更舍不得一條命了。”而在這時，住得不遠的王艮家，卻傳來了舉家的嚎啕哭聲。原來，他從吳溥家告辭回去，獨自關在書房裏，喝下早準備的毒酒。等家人發現時，他已經倒地不起了。
金戈鐵馬、荷槍實彈的北軍，湧在金川門通往皇宮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對進城的大軍，避之惟恐不及。獨有一個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快步往燕軍大營走去。解縉出得門來，是朝文廟方向走去的，是要別人看到他實行自縊的諾言，但沒走多遠，改變路線，決定投奔燕王。軍士把他帶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見這個請求進謁的才子，他當然知道這位小個子文人是誰，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況下，能得到受知於太祖的解縉，也就相當滿足了。
“好好好，歡迎解學士棄暗投明，共襄義舉。”
“愚臣來晚一步，早就應該過江迎接聖駕的！”
在他的牽線引薦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麵的二三流文臣，也紛紛表態，竭誠擁戴新主。據《明史》：“成祖大喜。明日薦胡靖，召至，叩頭謝，李貫亦迎附。”
永樂是個有心機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師出無名，因此，必須要將自己扮演成一個興師而來，是為惠文帝壞了太祖規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這個解學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賞的，有其可資號召的作用。連忙給他安排工作，編纂他向太祖建議過的這套類書，也就等於昭示天下，他才具有這一脈相承的嫡傳正統身份。
然而，他打心眼裏對他有多少尊敬嗎？未必。
“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幹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嚐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為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宜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歎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縉，腦筋多了一份清醒，與其辯白，無如閉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還要麻煩，還要危險。他已經侍候了兩個朱姓皇帝，懂得在這種天威下，如何夾緊尾巴，如何討好迎合，如何化險為夷，如何磕頭求生的苟且之計。解學士的小聰明，大智慧，就表現在這種既敢於下賭投注，也善於應急之道，既能喊最響亮的口號，決不怕肉麻，也會不停調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適應變化著的世界，正是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詩中所寫“天風吹我不能立”狀況，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總算沒有發生，真是難能可貴。
大約從六月十二日晚七點，到十三日早七點，不足一個對時，解學士的兩麵表演，卑鄙得那麼坦然自若，無恥得那麼津津有味，可謂登峰造極矣！這也應了明代大學士焦竑《玉堂叢話》中所說的，解縉所信奉的“寧如有瑕玉，不作無瑕石”的人生哲學，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連川劇的“變臉”，也趕不上他的變化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