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主張修道不見得要讀經，也無需出家，世俗活動照樣可以正常進行。禪宗認為，禪並非思想，也非哲學，而是一種超越思想與哲學的靈性世界。禪宗思想認為語言文字會約束思想，故不立文字。
禪宗認為要真正達到“悟道”，唯有隔絕語言文字，或透過與語言文字的衝突，避開任何抽象性的論證，憑個體自己親身感受去體會。
禪宗為加強“悟心”，創造許多新禪法，諸如稱遊等，這一切方法在於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禪宗的頓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時空、因果、過去、未來，而獲得了從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縛中解脫出來的自由感，從而“超凡入聖”，不再拘泥於世俗的事物，卻依然進行正常的日常生活。
禪宗不特別要求特別的修行環境，而隨著某種機緣，偶然得道，獲得身處塵世之中，而心在塵世之外的“無念”境界，而無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從凡入聖”，而更是要“從聖入凡”。
得道者日常生活與常人無異，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與日常事物接觸時，心境能夠不受外界的影響，換言之，凡人與佛隻在一念之差。
一、禪宗理論的演變
禪宗創始於菩提達摩。他在佛教釋迦牟尼佛“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人皆有佛性，透過各自修行，即可獲啟發而成佛”，後另一僧人道生再進一步提出“頓悟成佛”說。
唐朝初年，僧人惠能承襲道生的“頓悟成佛說”，並將達摩的“修行”理念進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淨，隻要明心見性，即可頓悟成佛”的主張。
而隨著後來祖師的參悟，禪理也越來越趨於完善，思想範圍也更加的寬廣。
●菩提達摩與《楞伽經》
禪宗早期的先驅者是南朝宋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羅及其門下所建立的楞伽宗，在宗義上，他們與南印度的如來藏學派有密切的關係，在修持上，他們重視頭陀行與禪定。菩提達摩在中國南朝劉宋時期，乘商船到達廣州，從學於求那跋陀羅，後以四卷《楞伽經》教授弟子，屬當時的楞伽師之一。
早期禪宗強調不立文字，意在“不立名相”。其主要精神出於《楞伽經》。禪宗所追求的是“一路所問，千聖不傳”的第一義，這種義是離一切語言文字相、心緣相、分別相的。
語言文字隻是作為所顯義理的媒介，真正的義理是不可以語言文字來用表達的。故佛教提倡“依義不依語”，破除對語言文字上的執著，所說“不立文字”即依此理而成。
達摩、慧可相以楞伽密傳法印，故二祖有《楞伽經》四卷，可以傳法印心，而三祖僧璨，則有《信心錄》一卷，四祖以下別開牛頭禪，五祖以下慧能、神秀之壁書，尤為開我國千載以來未有之宗風，此為我國禪宗大轉變。從斯南頓北漸分河飲水，後北漸傳於日本，其旨趣為南禪相悖，一花五朵遍傳。
●慧可的禪學思想
禪宗二祖慧可大師，原法名叫作神光，俗家姓名姬武牢，今河南洛陽東人，幼年時代對於儒家學說以及文學書籍都有研究，出家以後更精通佛教大乘和小乘教義。
慧可禪師長於辭辯，剖析入微地闡述了達摩禪的要旨。於是獨樹一幟的達摩禪學迅速而廣泛地為世人所知。慧可的禪學思想傳自達摩，理解到了四卷《楞伽經》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的真意。
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於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歸真，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生佛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說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
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湣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
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這是慧可回答當時一位居士有關真如與宇宙萬有之關係問題的答詩，其思想實質和形式都對唐中葉慧能創立的禪宗有很大影響和啟發。
思想上，此詩強調了達摩禪無相的本義，明確提出了萬法皆如、身佛無別的主張。形式上，此詩偈言簡意賅，很適宜用來概括豐富深奧的思想，後來禪宗盛行偈語，應是受到了佛學前輩如慧可此詩的一定影響。
慧可的答詩基本上代表了慧可禪師的禪學主張，以及後代禪宗發展的主流。
●慧可弘傳安心禪法
達摩初祖圓寂後，慧可禪師就在黃河近邊一帶，韜光晦跡，隱居不出。由於早年間已名馳京師，前往問道的人絡繹不絕，慧可隨時為眾開示心要，因而聲譽日廣。
初祖所傳安心禪法，成了慧可畢生心血所係。達摩圓寂後，慧可便一心一意地弘傳安心禪法。雖然當時被認為是“魔說”。北朝時，由勒那摩提等人所傳的《十地經論》，或曇鸞所傳的淨土之教，都與這種安心禪法持不同觀點。
慧可用達摩傳給他的四卷本《楞伽經》，與當時新譯出的十卷本《楞伽經》相對抗。他的禪學特點是理事兼融，苦樂無滯，用“情事無寄”之教義進行宣傳。他對經文作了許多自由的解釋。在洛陽講學“奮其奇辨，呈其心要”。由於他立說新穎，對四卷本《楞伽經》的創解，一時言滿天下。
慧可的禪學思想直承達摩，特別是初祖傳授他的四卷宋譯《楞伽經》，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此經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語忘念，無得正觀”為宗。這個思想，經過慧可的整理發展，對後世禪宗有很大的影響。
在禪觀時，應理解色的如性，遍處雖然往複無際，但始終與如性相聯係著。“明起不認生，滅不認盡”，是指法的生滅而言，但生不是上座部的，而是屬於大乘空觀的性質了。
慧可傳達摩的禪法，就是采用這種說法。所以後來道育為他立傳，就直稱之為“虛宗”。在我國佛學思想上實際發生影響的，正是空觀與禪觀的融貫。
●僧璨傳禪
禪宗三祖僧璨最初以居士身份謁二祖慧可， 552年，慧可授法弟子僧璨，當時僧璨已經40多歲了。以後，他就隱居於舒州皖公山。北周武帝滅佛期間，僧璨隱居於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十多年來無人知曉。
592年，14歲的沙彌道信前來拜師，說：“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
僧璨說：“誰縛汝？”
道信答：“無人縛。”
僧璨說：“何更解脫乎？”於是道信大悟。
僧璨向道信傳授《妙法蓮花經》的“會三歸一”理論和佛性理論，這對道信極具影響力。道信在此服勞9載，後於吉州受戒。
僧璨經常向道信傳授玄微禪理。時機成熟後，僧璨傳道信衣法，傳法偈為：“華種是田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後住羅浮山，不許道信跟隨，讓他在原地弘法，說：“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道信是僧璨的唯一弟子，僧璨對他寄托厚望。
兩年以後，僧璨又回到原地。在一次為眾說法後，在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其時為606年，唐玄宗諡智禪師、覺寂之塔。
相傳僧璨曾著《信心銘》，佛學界對此提出疑義。《信心銘》綜合佛教、道教義理，又綜合大乘空、有兩宗。《信心銘》的第一名話就是：“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思是說，修禪的最高境界，就是消除虛妄分別。
還講到“住性合道，逍遙煩惱。”這很像是道教回歸自然的思想。以後還講到“絕言絕慮”不住斷、常二邊見的中道實理，這顯然是空宗理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又反映出大乘有宗的真如理論。
●道信對禪法的融合
禪宗達摩一係的禪法傳至四祖道信，禪法的思想也有相當的發展，道信的禪學思想廣泛引用了包括《金剛經》在內的大量佛教經論，提倡各種因人而宜的禪法，適應了眾多修禪者的實際需要。
另一方麵，達摩《楞伽經》的心性說，同時融入了《般若經》的離言掃相，但達摩祖師沒有進行理論上的論證，道信則進一步從理論上對般若與楞伽的結合做了論述和發揮，他提出的隨心自在、無礙縱橫，成為我國禪宗修行生活的基本態度。
四祖道信以般若實相與楞伽心性的結合為基礎，提出了知心體、知心用和守一不移等五種方便法門，容納了傳統禪法的修心內容，以般若空觀發揮了慧可、僧璨禪法中即心即佛、萬法一如的思想，對後來禪宗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另外，道信把達摩禪法的隨緣逍遙的修行觀，置於當下即是的自然之心的基礎上，從而提倡“身心方寸，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施為舉動，皆是菩提”的思維，成為我國禪宗修行的一種方式。
●牛頭禪
牛頭宗為三論宗的旁支，始於法融大師，為牛頭初祖。傳統上認為法融大師為禪宗四祖道信之徒，但是經後世考證，兩人的年代不相當，應是誤傳。
因此，牛頭宗是由三論宗旁出，在江南地區獨立發展的地區性宗派。但是因為與禪宗理念相近，所以逐漸融合在一起。
●弘忍的東山法門
弘忍大師以《金剛經》取代《楞伽經》與《文殊說般若經》，作為傳法的核心。
弘忍得法於道信之後,先後住雙峰山和東山寺兩地數十年，足不下山，唐高宗曾兩次遣使請他到京城，都被他婉拒。高宗仰其德，慕其名，乃送衣、藥到山供養。
弘忍的禪學繼承道倍的思想而來，主要有二依：一依《楞伽經》以心法為宗；二依《文殊師利般若經》的一行三昧。《宗鏡錄》卷九十七說弘忍常說：“欲知心要,心是十二部之根本，諸佛隻楚以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由此可見弘忍的禪對心是十分重視的。
據傳弘忍有《修心要論》之作行世，但在曆史上《楞枷師資記》的作者淨覺不同意。他認為那是別人的偽托，因為弘忍是“不出文記”的。但是淨覺又說他“口說玄理，默授與人”。這本書很可能是他說的“玄理”，聽法的弟子記錄,整理成書之後，取名《修心要論》。
弘忍注重的心，不是我們所說的雜染心，而是真心，或稱為清淨之心。此心本來清淨圓明，隻因煩惱所攢，不能顯露。習禪的目的,就是要斷除煩惱，體證自己的真心，即平常所說的“明心見性”。
我國的禪學，自達摩以來，以《楞伽經》印心。至四祖道信，又增加了一行三昧的修持方法。弘忍是道信的弟子，他繼承了老師的禪學傳統，但他又增加了以《金剛經》印心的新內容。這反映禪學在不斷地發展。
●弘忍的《最上乘論》
《最上乘論》這本著述是記錄弘忍與弟子敘述佛法的集子。收在《大正藏》第四十八冊、《萬續藏》第一百一十冊、《禪宗全書》第三十六冊。又名《蘄州忍和上導凡趣聖悟解脫宗修心要論》、《修心要論》、《一乘顯自論》。
這本著述的主旨是繼承並發展四祖道信所主張的“守一”的教旨，強調修持佛法以“守心”為要。《最上乘論》對“看心”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如說：“內練真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懲意看心。”
另一方麵，弘忍認為修道，要在自識本來清淨的心性，就是要“守一”、“守本真心”、“守本淨心”、“此守心者”，這才是涅槃的根本要訣。這本書是想要明白人道的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全書采用問答的形式明示行聖道了悟真實宗教的修心要訣，是東山法門的綱要書。
●慧能的曹溪禪
惠能歸嶺南後，於676年正月初八到廣州法性寺。印宗法師在該寺內講《涅盤經》之際，“時有風吹幡動，一僧說：風動；一僧說：幡動；爭論不休，惠能進說：不是風動，也非幡動，仁者心動”。印宗聞之竦然若驚。知惠能得黃梅弘忍真傳，遂拜為師，並為之剃度。
次年，惠能到廣東韶關南華寺，弘揚禪宗，主張“頓悟”，影響華南諸宗派，人稱“南宗”，在此傳法長達37年之久。當時，六祖惠能的同門師兄神秀，主張“漸悟”，在華北勢力頗盛，號稱“北宗”。
705年，武則天和唐中宗即遣內侍薛簡往曹溪召其入京。惠能以久處山林，年邁風疾，辭卻不去。薛簡懇請說法，將記錄帶回報命。中宗因贈摩納袈裟一領及絹500匹以為供養。並命改稱寶林寺為中興寺，由韶州刺史重修，又給予法泉寺額，並以惠能新州故宅為國恩寺。
惠能的禪法以定慧為本。他又認為覺性本有，煩惱本無。直接契證覺性，便是頓悟。他說自心既不攀緣善惡，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因此，他並不以靜坐斂心才算是禪，就是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動作中，也可體會禪的境界。
惠能又說“先立無念為宗”，“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所說無念，即雖有見聞覺知，而心常空寂之意。
惠能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淨、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是世界佛教史尤其是我國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惠能以後，禪宗廣為流傳，於唐末五代達於極盛。禪宗對我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佛法在世間思想的形成
“佛法在世間”的思想是禪宗的一個基本思想。但它的形成或被強調主要是在慧能之後。或者說，這一思想主要是在所說“南宗”係統中突出起來的。
根據禪宗所確定的傳承，該宗有所說“東土五祖”，即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但該宗的實際形成是在唐朝慧能之後。
在他之前，嚴格說我國存在的隻是禪學。禪學來源於印度，最早不是佛教的發明，也非佛教一家所獨有。但中國人接觸禪則是通過漢末以來所翻譯的有關佛教經典。這些經典中既有小乘的，也有大乘的。
而慧能前的我國所說禪學所涉及的印度禪，主要是偏向於小乘或非般若中觀係統方麵的。這種禪一般認為世俗世界不實在，要追求與這一世間完全不同的解脫境界，而修習禪則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基本手段。
根據禪宗的說法，從達摩到道信，禪宗傳法時都離不開《楞伽經》。但到了慧能時，卻有了不同。弘忍所傳的經典變成了《金剛經》，慧能深受影響。這確實是一個重要變化。
在慧能後，禪宗的南宗係統受般若中觀思想的影響明顯較先前的禪學或禪宗大。而“佛法在世間”的思想就與般若中觀係統的思想有著直接的關係。
慧能後的南宗係統相對來說不大重視佛教傳統的所說經教作用，也不大重視一般意義上的所說“禪定”。他們實際看重的是如何在現實世界或世俗社會中獲得佛教真理，體悟到人的真正本質，不離開現實世界而成佛。這突出地表現在《壇經》中提出的“佛法在世間”的思想上。
我國原有傳統文化重視的是對人的生活準則問題的探討，把人的生活準則、道德規範與宇宙的根本實在相統一，力求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或尋求真理，我國原有傳統文化的這種基本傾向對我國佛教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禪宗強調“佛法在世間”，適應了我國社會的大文化背景，有利於禪宗自身的發展。禪宗的“佛法在世間”思想在形成時所受的我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因素是不能忽視的。但這一思想的形成還有其他的同樣重要或更直接的因素。
●石頭希遷與《肇論》
石頭希遷，青原行思門下大弟子。俗姓陳，廣東高要縣人。少年時投身六祖慧能門下出家，不久六祖圓寂，按六祖臨終囑咐轉為行思門下，辯對問答，敏捷承當，頗得行思首許，得法印可，隨後至南嶽結庵而居，住於南台寺東石台，因而獲得“石頭和尚”美名。
希遷禪師道風卓著，戒行高超，對法蜿轉，細膩有致，世人矚目，是我國晚唐的著名禪師，禪宗曹洞宗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由於他對禪宗作出了重大貢獻，寂後唐僖宗賜諡“無際大師”。身後弟子多人。說法不一。
僧肇的《肇論》是一本佛教哲學論文集。全論由《涅磐無名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和《物不遷論》4篇文章組成。
從南朝起，《肇論》就享譽在我國佛學界，建鄴小招提寺僧慧達曾為之作《肇論疏》2卷，唐代有僧元康的《肇論疏》3卷，以後又有北宋遵式的《注肇論疏》6卷，宋淨源的《肇論中吳集解》、《肇論集解令模鈔》兩種，元文才的《肇論新疏》、《肇論新遊刃》兩種，明德清的《肇論略注》6卷等多種。
《肇論》的哲學思想豐富，思維綿密，體係嚴謹，邏輯性強，因之深為我國哲學界重視，是我國哲學的經典名篇，也是我國佛教哲學的代表作，在國內外有著深遠的影響。
希遷和尚雖然對《肇論》的解說不多，但書中記載的他的一些話都可以在《肇論》中找到根據，說明他的確是非常了解《肇論》，曾經仔細、深入地讀過《肇論》，而且將其消化後，加以提煉，用自己的話來作了精辟的總結。因此可以說，《肇論》的般若空宗思想對石頭的思想起過很大的影響。
在唐代，三論宗已經衰微，研習《肇論》者鮮有人者，一部《續高僧傳》僅在《玄奘傳》、《道超傳》、《智周傳》中談到研讀《肇論》的事跡。希遷禪師就屬於少數研習《肇論》之一，而且取得了成績。
史書記載他“不尚文字”，但從他與《肇論》的因緣來看，說明他並不是不讀書，而是他不唯經、不唯上，通過讀書，消化內容，最後為我所用。
●北宗禪
神秀50歲時，到湖北蘄州雙峰山東山寺謁禪宗五祖弘忍求法，後出家受具足戒。曾從事打柴汲水等雜役6年。弘忍深為器重，稱其為“懸解圓照第一”、“神秀上座”，令為“教授師”。
相傳弘忍為付衣法，命弟子們各作一偈以呈，神秀作偈稱：“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弘忍認為未見本性，未付衣法。弘忍死後，他在湖北江陵當陽山玉泉寺，大開禪法，聲名遠播。四海僧俗聞風而至，聲譽甚高。
武則天聞其盛名，於700年遺使迎至洛陽，後召到長安內道場，時年90餘歲。深得武則天敬重，命於當陽山置度門寺，於尉氏置報恩寺，以旌其德。唐中宗即位，更加禮重。
中書令張說也向他問法，執弟子禮。706年，在天宮寺逝世，中宗賜諡“大通禪師”。弟子普寂、義福繼續闡揚其宗風，盛極一時，時人稱之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兩京之間幾皆宗神秀。後世稱其法係為北宗禪。
神秀的根本思想，可以從他作的示眾偈看出：“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舍父逃走。”他繼承道信以來的東山法門，以“心體清淨，體與佛同”立說。因此，他把“坐禪習定”、“住心看淨”作為一種觀行方便。
之後惠能弟子神會出來論定南北宗優劣，以神秀之禪由方便入為漸門，以惠能禪直指人心為頓門，於是有南頓北漸之分。北宗禪僅傳數代即衰。普寂弟子道璿曾將北宗禪傳往日本。
神秀繼承了道信、弘忍以心為宗的傳統。認為“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反對“將心外求”。禪風以“拂塵看淨，方便通經”為特點。
其門下傳有他所作的《大乘五方便》，晚近在敦煌石窟發現它的寫本。另有《觀心論》殘本，也於敦煌發現。
●南宗禪
“南宗”的命名，是在慧能係和神秀係的直接對立中形成的。在當時有其特定的涵義。單從地獄的分布上來看，南宗就不光是慧能一係，北宗也不光是神秀一係。在慧能、神秀的那個時代，是一個禪學百家爭鳴的時代。
單在禪宗的曆史上，“南禪宗”已成為慧能一係禪的一個代名詞。自慧能離開弘忍南下，先是在草莽之中隱居了十多年，後倆便在嶺南地區開展他的傳教工作。
不久，他的兩名弟子則分別以獨特的方式在湖南、江西的偏僻之地開始傳道，並且逐漸形成了氣候。使得當時其餘的各係禪顯得黯然無光。
這兩股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便產生了最富特色的所說五家禪。而當初為了奪取南宗正統地位立下來汗馬功勞，並被皇室尊為七祖的神會，在五家禪前後，已然從南宗正統的法係中消失了，逐漸被列入到旁係，並且門庭冷落了起來。
●禪淨融彙
禪宗與淨土宗，按照我國佛教的傳統分類，都屬行門，同重實際的修持。從判教來說，都屬圓頓之教。淨土宗以念佛為主，也兼修禪法。其始祖慧遠，在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時，即說過：“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
而禪宗以習禪為根本，也融入了念佛的方便法門。當然，兩者在具體對待上，存在著眾多的歧異。兩宗對立，在東山法門時期，就已見端倪，後來更形諸簡冊，互為批評乃至攻訐，在易行道與難行道問題上糾纏不已。
佛教中的明智之士，對此未嚐不痛心疾首。圭峰宗密著《禪源諸詮集都序》，就是旨在調和教內、教外的互相詆毀。縱觀佛教發展的曆史，正應了我國一句老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從漢、晉至隋、唐，佛教獲得了蓬勃發展，產生出眾多的門派。自宋之後，大多數的宗派消失了，蔚為大宗的禪宗和淨土宗，也不免隨波逐流，有了淩遲衰微的氣象。
出於內在修持的需要和外在發展的要求，禪、淨兩宗都產生了聯結對方的願望；而隨著“禪淨雙修”口號的提出和實行，也就逐漸地模糊了各自的宗門麵目，互為交融混同起來。這應是不可避免的時代潮流。
最初明確提出禪淨雙修的，不是禪宗行者，而是淨土宗的慧日。慧日曾遊印度18年，被唐玄宗敕賜“慈湣三藏”。他反對禪宗對淨土信仰的輕慢，提倡念佛往生之必要，主張不舍萬行，禪淨雙修。
元代以後，禪淨雙修的風氣愈烈。中峰明本、天如唯則都是臨濟宗傳人，也兼弘淨土教義。至明代，楚山紹琦、容穀景隆、一元宗本、稱棲袾宏、憨山德清、鼓山元賢等人，都相繼倡說禪淨雙修。其中尤以袾宏的著作，影響最大。自明清至今，雖說仍存禪宗和淨土宗的派係，實際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禪、淨合修的模式奠定，自明清迄至近現代，再也沒有發生過重大改變，禪宗一直在采取這種方式修持。
從佛教中國化自身的曆史來看，由繁複高深走向簡捷明快，以期切近廣大信眾，是佛教2000年來的基本發展趨勢，也是佛教能夠始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原因。禪與淨的彙合，就正是順應這一曆史潮流的必然產物。
二、哲學理論
禪宗是我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宗派。禪宗哲學，以解構為主，用的是“減法”，通過對思維定勢的消解，對情塵意垢的遣除。
禪宗是儒道釋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有著特殊的意義。
●禪宗思想的哲學基礎
禪宗哲學思想的基礎實際是天竺佛學與我國儒、道哲學的世界觀思想結合，它的產生是以佛學為主幹而融合道、儒兩家思想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