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鬆在一片亂哄哄的氣氛中登上國會大廈的台階，開始就職典禮。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書們應基辛格的要求，在每個高級官員的桌上放上三個決議備忘錄——NSDM1（國家安全委員會決議備忘錄），NS-DM2，NSDM3——這標誌著權力已集中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手裏。
下午，當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在白宮前麵注視參加就職典禮的遊行隊伍經過時，基辛格已經起草了將發往美國駐外大使館的電報。就在這時，他突然意識到他需要使用國務院的通訊設施，他越過草坪來到觀禮台，性格溫和的羅傑斯微笑地為這位工作勤奮的總統助理簽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又為尼克鬆起草發往從勃列日涅夫到戴高樂的各國首腦的私人信件。尼克鬆知道國務院要花四個星期才寫得出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並且還會弄成一鍋粥，因而他壓根兒就不打算讓國務院知道這些信的存在。這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第一次背著羅傑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動。此後，基辛格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後渠道。
尼克鬆就任伊始，就繼承了美國外交的四大錯誤路線。
第一，進退兩難的越南戰爭。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國軍人死在那塊遠離華盛頓的地方。美國發起這場戰爭是因為它認為北越的行為是中國—蘇聯擴張主義的體現。但到了1969年，顯而易見，這實際上隻是對北越共產黨獨立民族主義的誤解，也是對中蘇關係的誤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
美國受到堅如磐石的共產主義堡壘的威脅。這一觀點已經過時。從1960年開始，中國開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運動，蘇聯從中國撤走專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邊境爭端出現，美國麵臨著操縱均衡勢力的挑戰和機會，而尼克鬆的前任並未意識到這點。
第三，美蘇之間對雙方利益都沒有好處的軍備競賽的升級。
第四，因為美國的無能而使美國與中東的關係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戰爭”之後，華盛頓對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力減退而蘇聯的影響力隨之增加。埃及和敘利亞成為蘇聯的夥伴。
尼克鬆和基辛格開始著手處理這四個方麵的問題，有時他們做得很出色，有時卻弄得一團糟。不管他們幹得如何，他們采取了一種新的處理美國事務的方法，即：愈來愈依賴於詭計、保密和幕後途徑，以此來避免遭到來自國會、公眾甚至內閣的反對。
尼克鬆和基辛格上任時，美國在越南駐紮了536 000名軍人。美國每星期的死亡人數高達200人，對美國納稅人造成的戰爭負擔達到每年30億美元，這相當於1990年的100億美元。
戰爭前景一片暗淡。
河內共產黨認為，根據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越南是一個國家，把它分為兩個國家純粹是外來勢力強加給它的，先是法國，後是美國。華盛頓則認為這場戰爭是北方共產黨鄰國對南越主權國家的入侵，美國要製止北越占領南越，用五角大樓的文件措詞就是：“不讓中國人染指南越。”
盡管尼克鬆後來的行為與所說的相互抵觸，但他知道美國無法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這場戰爭是打不贏的”，他對他的一位演說撰稿人說，“當然，我們不能這麼講。事實上我們應該正為說相反的話以取得某種談判優勢。”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這本書中闡明了他對越南的觀點。這本書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後得到廣泛的好評。
這本書一開頭就對美國策略進行了不客氣的批評。他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點：“我們沒有看到遊擊戰爭的基本準則，遊擊隊沒輸就等於贏了，常規軍隊沒贏就等於輸了。”但基辛格又認為，美國不能斷然撤軍，原因是美國必須維護自己的信譽。這一觀點是基辛格越南思想體係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戰略思想體係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譽論”是建立在一個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國撤軍的話，就會失去世界的尊敬。
為了保住美國的信譽，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務》一書中建議：美國可以直接與河內就軍事問題談判，如果從南越撤軍，釋放戰俘，西貢可以直接與民族解放陣線就政治問題談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聯合的可能性等等。
問題是共產黨不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是不會停止軍事鬥爭的。此後，基辛格也承認：“他們不是為了妥協而戰鬥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後不久還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個政府軍事研究智囊團，專門就越南問題為政府提供可供選擇的建議。
經過認真研究，共產生了七項提案。提案Ⅰ，走了極端。準備通過軍事升級以求得談判勝利，這裏麵包括了對柬埔寨展開地麵、空中攻勢，轟炸北越及首都河內，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個極端。美國單方麵撤軍。這項提案被認為太鴿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