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中國托人遞來一個邀請基辛格去中國安排總統訪問事項的秘密便條。基辛格不像尼克鬆那樣喜歡煞有介事，但當他收到這份夢寐以求的邀請函時，竟炫耀性地出示給尼克鬆看，並說：“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雖然這有些誇大其詞，但基辛格的話還是包含著幾分實情。與共產黨中國建立戰略關係是自《馬歇爾計劃》出台以及北約形成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頭等大事。在基辛格眼裏，它“改變了國際政治結構”，即使是像周恩來這樣小心謹慎的政治家也宣稱整個世界為之而震撼。
突然之間，存在了25年的東西方兩極平衡，在創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讓位於三角關係，美國人對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態度來了個大轉變。整整一代美國人和他們的政策製定者把中國看成是狂熱的革命王國，十分恐怖。美國政策製定者還錯誤地認為紅色中國的擴張主義導致越南戰爭的發生。現在尼克鬆和基辛格準備利用一種微妙的連環套，以打開中國的大門來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開中國大門的方法是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秘密接觸。他打出中國牌來抵製蘇聯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極富個性特征的外交風格。他的對手對他有一種不可遏製的吸引力，他靠恭維、蒙騙、挑撥離間來取悅他們。他跟那些能與之結交的偉人打交道時，尤其應付自如。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侖時代治國之道的學者，他深諳個性與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對他來說是控製他人的武器。無論從心理上還是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他對權力之間的關係與平衡有一種本能的把握。
因為美國和中國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共同表示關注，這就有可能最終形成一種戰略關係。尼克鬆雖然是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但他也是個不動感情的現實主義者，他同意基辛格應從地緣政治而不是理想主義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而對於中國領導人——這些來自於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實體的人——來說，現實主義原則並不陌生。
尼克鬆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與中國增進聯係來對蘇聯施加壓力，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訪問聯合國期間，尼克鬆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與尼克鬆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國問題看得更微妙，他認為不僅要利用中國來對蘇聯施加壓力，並且要建立一種三角關係來創造穩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說，不是拿中國去和蘇聯嗑嗑碰碰，而是為了取得一種平衡位置來達到更富有建設性的目的，即與其中任何一個共產黨權力集團都維係一種利益攸關的基本關係。
中國與蘇聯於1969年春突然反目為仇——當他們的邊境出現爭端時——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機會到了。蘇聯大使多勃雷寧未經請求就情緒激昂地把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並強調他們應共同把中國當做一種威脅勢力來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寧那副義憤填膺的樣子給尼克鬆形容了一番，尼克鬆立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生活》雜誌就中蘇衝突發表了一篇社論，敦促政府尋找一條能與中國和平共處的路子，尼克鬆給編輯遞去了一張便條：“我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