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的專家們對突然改變政策一向謹小慎微，倒是國務卿羅傑斯支持尼克鬆的目標。
最初，基辛格很難把中國問題處理權從國務院奪過來，因為兩國駐華沙大使自1954年以來一直舉行磋商會談。可是，連續134次會談沒有產生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果。
1969年下半年，美國駐華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會上攔住中方代表，希望開始另一輪會談，中方表示同意。然後，國務院的官僚按慣例忙了半天寫出了一份報告，分發到各個大使館、辦公室官員以及它龐大機器的各個角落。
基辛格對這種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懼，並告知尼克鬆。尼克鬆也認為這樣做，“這孩子還未出生我們就會毀了他。”
國務院的方針政策一向缺乏靈活機動性，他們反對派總統特使，因為他們無法控製。而且，他們強調一上談判桌就得解決重要的根本問題。如把中國納入軍備控製談判、要求中國承諾對台灣不使用武力等。
問題是基辛格如何繞過國務院的渠道來展開對話，真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中國於1970年5月因美國入侵柬埔寨而取消華沙會談，這種關係的破裂在基辛格眼裏實屬天意，因為它標誌著國務院參與的結束。“等我們一年後重新建立聯係時，那將是另一個目標明確的渠道。”
基辛格為建立幕後途徑忙得不亦樂乎。他讓駐巴黎的美國武官弗農·沃爾特試試，但中國方麵沒有反應。也許基辛格的錯誤在於他想通過中國軍方渠道，而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是個強硬的反美人物。
這期間，雙方都在利用各種方式進行試探。1970年9月，尼克鬆在接受《時代》雜誌采訪時聲稱，有一天要訪問中國，毛澤東通過埃德加給《生活》雜誌遞了一句話：“不管尼克鬆作為總統還是遊客來中國，他都很願意跟他聊聊。”
由於華盛頓數月裏頻頻發出友好的信號，中國最後決定選擇巴基斯坦這一渠道。在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遞交給基辛格的便條上，周恩來寫道：“為討論中國領土台灣問題，我們歡迎尼克鬆總統特使前來北京。”基辛格相信台灣問題僅僅是一個擺設，為萬一會談不成功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下。
基辛格用一張沒有政府水印的紙作了回複。在他的便條裏，又設下了一條微妙的連環套：“如果越南問題得以解決，美國會從台灣盡快撤軍。”
基辛格把便條複印了一份給羅馬尼亞，蘇聯從羅馬尼亞得知了此事。一個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現了，中國、巴基斯坦、羅馬尼亞和蘇聯都是知情人，隻有美國國務院被蒙在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