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加強尼克鬆與周恩來握手的戲劇性效果，尼克鬆決定單獨一人走下“空軍一號”的舷梯，隻有他妻子帕特可以在他身後幾步遠的地方進入鏡頭。一路上，基辛格被多次告誡要等握手結束之後才能從飛機裏出來。飛機停下來後，霍爾德曼幹脆派一名助理堵住艙室通道，直到握手儀式完畢，美國已收到現場直播信號後才放人出來。
就在尼克鬆訪問中國的一個月前，白宮向北京派去一支浩浩蕩蕩的後勤隊伍，準備在文革浩劫中所剩無幾的中國官場創造美國公共關係的奇跡。基辛格對最高級會晤還未開始就如此招搖極為反感，但實際上他過慮了。
中國人對電視的力量遠比基辛格看得準。他們知道，在美國黃金時間讓美國人看到中國，比一份聯合公報更能推動中美關係。並且，中國官員深知調整外交政策需要重新教育民眾而不是蒙騙他們，這一點也能看出他們比基辛格老練。
中國人樂得幫忙製造轟動效應。握手鏡頭、尼克鬆遊長城、中國軍樂隊演奏《美麗的美利堅》的畫麵立刻把美國觀眾和投票人腦海裏那個封閉不祥之地變成了一個富有誘惑力的、好客的國土，這是任何一份措辭精辟的聯合公報所無法做到的。基辛格後來也承認：“先遣隊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為曆史作出了貢獻，這是我過去不理解也沒有給予重視的。”
因為與毛澤東的會晤一直沒有最後落實，國務卿羅傑斯擔心基辛格那副急切的樣子會造成這樣一種效果：美國人隻不過是一幫向中央帝國邀寵的可憐蟲兒。“重要的是不要造成這樣的局麵”，羅傑斯說，“毛高高在上地等著尼克鬆爬上長長的階梯。”
羅傑斯的顧慮毫無必要，他該為一件不可想象的怠慢而擔心：基辛格將會安排好尼克鬆與毛澤東的會晤，但國務卿卻無法參加。
一碰到重大事件，尼克鬆就會激動得忘乎所以，命令這個不許參加，那個不準露麵。比如，尼克鬆常下令不邀請基辛格參加登月宇航員回到地球的歡迎儀式，但基辛格總是毫不例外地在儀式上露麵。在最高級會晤開始的一星期前，尼克鬆告訴基辛格，不許羅傑斯參加他與毛澤東的會晤，以便尼克鬆能討論敏感問題。
基辛格完全可以不理睬這個要求，把國務卿安排進去，因為這不僅僅是外交禮節問題，把國務卿排斥在外的決定，會導致官僚機構更難以接受美國新的外交政策。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職責就是引導總統擺脫會導致錯誤決定的小心眼，但基辛格沒有履行職責。他過後也承認，他的行為毫無價值，“國務卿應該參加這個曆史性的會麵。”
毛澤東在中南海一棟普通的房子裏接見了尼克鬆和基辛格。他的書房擺著一排排書架，桌上、地板上到處堆著書，給基辛格造成一個印象，這好像是一個學者的靜居之處，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最高領袖的覲見室。基辛格發現沙發上被蒙上了沙發套，就像一個好節儉的家庭不願弄髒沙發的裝飾。房間裏還有一個痰盂。
毛澤東滿麵笑容地接見了他們，那笑容既穿透人心又帶有一絲嘲弄，好像要告訴他們，他已看穿了人性的弱點，任何欺騙他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基辛格的開場白談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要求學生閱讀毛澤東的作品。
“我的著作一點也不重要。”這位38年前領導過長征的農民兒子回答道。
“主席的著作震撼了一個國家，改變了世界。”尼克鬆說。
“我隻能改變北京周圍的幾個地方。”毛澤東說。
毛澤東沒有就自己的世界觀高談闊論。相反，他以一種蘇格拉底的戲謔的對話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用一種狡黠隨意的口氣把他的客人引向他的結論。在基辛格看來，毛澤東那種簡明費解的評論就像柏拉圖洞穴牆上文字的複製品，既反映了現實又不包含現實。
最重要的問題——幾乎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是台灣問題。但毛澤東以他那種簡明難解的談話方式把一個事實講得那麼明白，以至於大家都沒注意：台灣並不是兩國共同關心的最重要問題，沒有必要急於解決台灣問題，它已經20年沒有得到解決，再等上20年或100年也沒有關係。
所以，所謂在台灣問題上有所突破，就是沒有必要追求台灣問題上的突破。在最高級會晤上，美國會作出一些讓步，例如言明將會有撤出武力的長遠打算；中國也會作出讓步，例如允許美國對要求不動用武力來解決問題擁有“興趣”。基辛格熬上好幾個不眠之夜斟酌在聯合公報裏哪個應該是條件從句，標點符號應點在哪兒。但實際情況是這個問題給拖了下去，直到現在也未解決，盡管強硬派譴責美國出賣了台灣。
這次最高級會晤的象征意義體現在第一天晚上周恩來舉辦的國宴上。在人民大會堂出現了20世紀以來最不協調的情景。頑固的反共分子尼克鬆高舉著如柴油般易燃的茅台，引用毛澤東的話作為祝酒辭，以示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全美國在喬治·華盛頓的誕辰日都能看到這個場麵的現場直播，美國人對這個曾是敵對國的興趣到了著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