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在電視講話中宣布了軍事升級的決定後，國內朝野一致認為在海防港布雷會使最高級會晤流產。基辛格對此也持悲觀論調，甚至連蘇聯大使多勃雷寧也抑鬱不樂，因為他肯定他的克裏姆林宮主子會取消最高級會晤。基辛格為他的連環套又加了一環，他告訴多勃雷寧，西德政府已保證有足夠的票數通過上次簽訂的有關柏林的協議。這對蘇聯人來說十分重要。雖然美國對推行柏林決定起不到什麼作用，但基辛格裝作是這麼回事。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對西德政府的控製與蘇聯對河內政治局的控製半斤對八兩，但雙方都想象對方有更多的影響力。
勃列日涅夫在決定是否取消最高級會晤的會議上顯得特別輕鬆自在。這個會議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羅波夫主持。他後來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國問題專家阿巴托夫主張不取消最高級會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隻有烏克蘭共產黨主席強烈反對：“我不願握住在越南沾滿鮮血的手。”他提到尼克鬆時說。但來自烏克蘭的其他政治局成員不這麼看，勃列日涅夫轉向烏克蘭主席說：“同誌，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烏克蘭人說話。”
由於地區共產黨領導大部分都唱反美論調，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領導地位因此會受到影響，於是他在最高級會晤召開的三天前開了全體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來正式批準這項決定。“我不願獨自承擔指責。”勃列日涅夫告訴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們覺得有必要保持與美國的關係過程中，基辛格覺得是中國起了決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後說，“但實際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說是決定性的。”
在中央委員會召開期間，西德開始對有關柏林的協議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會，以便等結果出來。協議以一票之差通過。“如果在波恩出現的是另一種情況，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員會肯定會決定取消最高級會晤。但我們從基辛格那兒得到過協議會通過的保證。”
5月10日，多勃雷寧來拜訪基辛格時，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蘇聯人已同意舉行最高級會晤。多勃雷寧帶來的抗議書措辭溫和，並拿出了一個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決定。隨後，他問總統是否已決定接見蘇聯的貿易部長，基辛格回答說：“這有可能安排進尼克鬆的日程表。將會有記者和攝影師在場”，基辛格補充道，“蘇方會不會介意？”多勃雷寧回答：“不會。”
蘇聯貿易部長到達橢圓形辦公室後，他與美國總統對“友誼”這個詞在不同語言裏的表達法進行了探討。一位NBC電視台記者高聲提出最高級會晤是否還會進行的問題，蘇聯貿易部長回答道：“我們對此毫不懷疑，我不懂你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難道你對此有疑問嗎？”
美國布雷—轟炸計劃從未征求過南越總統阮文紹的意見，但他對這條消息感到十分高興。惟一叫他遺憾的是這次軍事升級壽命太短。“如果你們不停地轟炸河內，你們會從飛機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後他回顧道，“基辛格對俄國和中國顧慮太多，你們這是打一場無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軍事升級行動不像1970年5月的對柬埔寨的入侵，沒有引起軒然大波。越南化進程已經平息了國內的不滿，蘇聯同意舉行最高級會晤的決定也使不多的幾聲抗議悄然逝去。
北越進程很快開始減緩。黎德壽又回到談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羅傑·莫裏斯評論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勢停了下來，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時間。”
基辛格又神氣活現起來。“緩和”的第一個主要嚐試就導致了蘇聯策略性地接受美國在越南采取的軍事行動。在他和總統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稱這是最偉大的外交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