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以色列—埃及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並不是有計劃產生的。1974 年1 月，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著一份新的軍隊脫離接觸的計劃來到華盛頓，他建議由美國國務卿親自把這個計劃呈交給薩達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薩達特的冬天住處阿斯旺，埃及總統也提出一個建議：與其把問題交給日內瓦談判小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東從中斡旋，以加快推進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暫訪問返回阿斯旺後，一種新的外交風格誕生了。“歡迎你們登上在埃以之間穿梭的飛機！”興高采烈的約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開始時脫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隨後的兩年裏，基辛格為四輪重要談判而11次訪問中東。
基辛格決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給日內瓦處理第一輪西奈脫離接觸會談。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把蘇聯人排除在這次行動之外。當然，他也承認“這裏麵無疑包含著一種虛榮心”。他不願意放棄外交主動權，主要出於雙重考慮：一是相信沒人幹得跟他一樣好；二是害怕有人幹得跟他一樣好。
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帶給基辛格的軍隊脫離接觸計劃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軍隊撤到蘇伊士運河以東20公裏，將建立一個10公裏的聯合國緩衝區分隔雙方部隊。每一方應劃出縱深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
薩達特決不會同意這筆交易，因為40公裏的兵力限製區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區。但這都好商量。薩達特比他的將軍和以色列內閣更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照這個路子商討達成協議，將標誌著以色列自1956年以來第一次從它占領的重要領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驚的是，薩達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達揚建議的以色列的前沿線。他所不同意的是達揚計劃隻允許埃及在運河以東保留兩個營，他認為這是對占領那一地區的軍隊的侮辱。他要保留10個營和一些坦克。但薩達特將接受基辛格所能爭取到的任何數目——當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麵對的是他的哈佛大學的學生、親密朋友伊加爾·阿隆領導的談判小組。這位以色列副總理希望基辛格跟薩達特還價還到5至6個營。令人稱奇的是，阿隆和薩達特跟基辛格說話時好像都把他當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個營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說。
“如果他們堅持10個營，我們堅持6個營，也許8個吧。”阿隆說。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個小一點的數目放在妥協的前麵是愚蠢的。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個營，就說8個好了。“如果這件事拖得太久的話”，基辛格警告道，“他（薩達特）的顧問會轉而反對它的。”
薩達特接受了這個數目。但他不願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認的國家一塊舉行協議簽字儀式。基辛格出了個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別把協議條款寫進給美國的信中，由美國向雙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國建議”的信讓他們簽字。這種形式很繁瑣，但行得通。
當基辛格帶著幾乎是最後協議的文本來到薩達特處，薩達特未加思索地決定口授一封信給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這使得他成為第一個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聯係的埃及現代領導人。
“當我談到和平的時候，我是言出必行。”薩達特在給梅厄的信中寫道，“我們過去從未進行過聯絡。我們現在有基辛格博士幫忙，我們可以通過他進行對話。”
果爾達·梅厄正患有嚴重的帶狀皰疹，一星期沒有出家門。當基辛格到達以色列時，那裏下著10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雪。基辛格靠軍車開道才抵達梅厄的住宅。他給她念了薩達特的信。
“這是件好事”，她簡潔地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隨後，她寫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達她的和平願望外，還高度讚揚了基辛格。“很幸運，我們擁有我們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隨時準備為和平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脫離接觸協定的最後幾項已被接受。協定將由埃及、以色列軍隊司令在101公裏處簽字。基辛格已回到薩達特的夏天住處阿斯旺，薩達特剛剛讀完梅厄的信，一個助理走進來說簽字儀式已經完畢。“我要脫掉軍服”，薩達特宣布，“除了慶祝儀式我再也不會穿它了。告訴她這就是我的答複。”
那天下午，尼克鬆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這個協議，這總算使他從國內的痛苦深淵中抬起頭喘口氣，盡管大部分榮譽仍舊歸在基辛格的名下，據民意測驗結果，85%的美國人認為基辛格幹得不錯，自從有這項民意測驗以來，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得到過如此高的讚揚。兩家以色列報紙在頭版把他描繪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現大型的群眾歡慶場麵；在敘利亞，公眾的仇視情緒已轉變成一種秘密願望：希望他們的國家列入基辛格下一個議事日程安排之中。
隻有從莫斯科傳來了一片指責聲。在一份給尼克鬆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國無視過去達成的諒解，即美國在處理中東問題時應與蘇聯聯合行動。對基辛格來說，這個哀傷的指責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賀。
基辛格在中東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賞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麼必要或有什麼可能達成解決像巴勒斯坦問題這種基本爭端的全麵中東協議。他認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領土地，勸誘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確保邊境安全的權利。就這樣，他靠這種一步一步的談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結果。
與那種客觀估量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東充分利用他與政治家的友誼來達到談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種私人關係”，以色列原國防部長伊紮克·拉賓說，“一種很親密的關係，迫使別人為他幫忙。”
這在中東是很適用的，因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態除了好討價還價之外，就是喜歡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賞這種在討價還價中發展起來的友誼。“他骨子裏是個希伯來人。”一位研究中東的學者說。
他發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總統薩達特的關係。基辛格常常用一種肅然起敬的口氣把薩達特說成是“先知”。除了周恩來，沒有一個他接觸的國家領導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濃厚的感情。
有一次，薩達特把他領到別墅的熱帶花園裏，在一顆芒果樹下，薩達特親了他。“你不僅是我的朋友”，薩達特說，“你是我的兄弟。”吃了一驚的基辛格隨後告訴記者，“以色列人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為他們沒有親我。”
基辛格與果爾達·梅厄的關係則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誌堅強的猶太母親和她飛黃騰達的不孝之子之間的關係。“果爾達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問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會的。”他們向他保證，但他們也承認關係頗有一觸即發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