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雖然被後人譽為“山水詩的鼻祖”，但是前人對他的評價卻往往見仁見智，差異很大。鍾嶸在《詩品》中曾引用南朝詩人湯惠休的話評價說“謝詩如芙蓉出水”；《南史·顏延之傳》也有類似的記載：“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唐朝皎然曾譽之為“詩中之日月”，應該說，他的這個比喻的確是非常貼切的；《宋史》本傳也說他“每有一新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清代沈德潛則說謝詩“追琢而返於自然”。無可諱言，由於過分追求新奇，謝詩有時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現“語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詞，非疏莫通其意”的弊端。清王師韓的《詩學纂聞·謝詩累句》也曾指責謝詩中“不成句法”、“拙劣強湊”之處多達五十餘條，雖有點過分，但有些也是符合實際的。盡管如此，謝靈運的詩正如鍾嶸的評價“譬猶青鬆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謝靈運畢竟為山水詩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從筆者收集的有限資料來看，近代以前，大家對謝靈運的研究多為片言隻語的感性評價，尚缺乏係統和理性的分析。20世紀以後，學者們開始嚐試用現代眼光及方法更多地關照謝靈運，緣此謝詩研究在質和量方麵均有了大的突破。
當代學人孫海燕在《近二十年謝靈運研究綜述》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論述，現概括如下：
第一，生平與思想性格。20世紀80年代以前葉瑛、丁陶庵、郝立權、郝昺衡、楊勇等幾位學者已發表過他們的謝靈運年譜研究，廓清了謝靈運生平事跡中的許多問題。顧紹柏的《論謝靈運》和沈玉成的《謝靈運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性格》是研究謝靈運的身世經曆、思想性格比較深透的文章，為探討謝詩提供了知人論世的參考。顧文將謝靈運的一生概括為“反抗”——積極反抗和消極反抗，更多的是消極反抗，反抗的原因是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得不到滿足。顧紹柏還對謝靈運的生平作了深入研究，考訂了詳細的年譜，比以前的研究者所考訂的更為準確可信，可參看他的《謝靈運集校注》。沈文首先從整個謝氏家族在東晉後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入手來分析謝靈運的命運，認為大謝與魏晉以來的嵇康、陸機、潘嶽、鮑照、王融、謝朓等一樣，都是因為統治集團內部的爭奪權勢招致殺身之禍。
第二，謝靈運與山水詩的起源及其與玄言詩的關係。在通行的文學史中，一般以劉勰“莊老告退，山水方滋”得出結論，認為山水詩源於玄言詩，這在一段時期內似乎已成定論。但近20年來，學者們對山水詩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趙昌平的《謝靈運與山水詩起源》通過對謝靈運詩的溯源辨體，就中國山水詩的淵源問題作了新的闡釋。作者認為，魏晉以來，宴遊詩和行旅詩（尤其是後者）在山水成分的比重和描寫的水準上，已遠遠超過今日所見的玄言詩與遊仙詩，而成為謝靈運模寫山水的基本形式，這就是中國山水詩發生的主要源頭。葛曉音的《山水方滋莊老未退——從玄言詩的興衰看玄風與山水詩的關係》則頗為詳盡地闡述了兩晉玄風對山水詩的影響，認為山水詩是漸漸從玄言詩中獨立出來的。謝靈運在玄言到山水的過渡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另一傳統觀點，即謝靈運詩中的“玄言尾巴”說，胡明在學界比較早地探討了謝詩中山水與玄言的關係，他在《謝靈運山水詩辨議》一文中指出，謝靈運是我國第一個將“山水”捉入翰章的詩人，但他不是先有一個鼎革詩歌的目標再去模山範水，而是為了驗證玄理才去描繪山水，為了闡揚老莊才去“極貌以寫物”、“追窮力而新”；玄理不是所謂的“尾巴”，而是謝詩安身立命的中脊和靈魂。劉啟雲的《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試論謝靈運的審美心態及其對玄言詩創作的開拓》更是提出謝靈運的“山水詩”隻能名之曰“新玄言詩”的觀點。
第三，謝靈運詩歌的藝術特色。葛曉音在其專著《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從總體上對謝詩的藝術特色和成就作了比較全麵的總結。她認為謝靈運和謝朓各自代表著晉宋之交和齊梁之間山水詩的最高成就，這兩種詩風大體上奠定了唐前期山水詩派的兩種基本審美趣尚，對於盛唐山水詩藝術風貌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有些論文對大謝詩歌中比較具體的特色作了分析，如林樾的《謝靈運詩歌藝術淺論》注重把大謝的詩歌特色放到整個漢魏以來詩歌流程中來考察，分析了謝詩對建安詩歌尤其是賦兼比興的手法的繼承和發展，這使他的詩語言流暢而意境深遠，同時還論述了謝靈運的創作方法對柳宗元、韋應物、李白的影響。“賦”的藝術手法對於謝詩的影響也是一種共識，如孫敏強的《陶謝山水田園詩差異論》和周勳初的《論謝靈運山水文學的創作經驗》等論文就持這一論點。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謝靈運詩歌景、情、理或曰事、景、情、理相結合的這種獨特的體式，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其中的理是與詩歌本身無關的“尾巴”，而是詳細分析了大謝詩歌的結構，指出它是與詩歌內容緊密相關的一部分。前文所提及的趙昌平的《謝靈運與山水詩起源》從情和景的結合方式方麵分析了謝靈運山水詩的演進之跡，將之分為四期：萌生期、形成期、高度發展期和第四階段。宋緒連的《謝靈運山水詩結構初探》將其詩分為四個要素：紀行、寫景、議論、抒情，這些要素交互為用，使謝靈運山水詩呈現為多種不同的結構體製。並對謝靈運山水詩的結構進行了類型分析，將其歸納為六種格式。張明非在《略論謝靈運對於山水詩的貢獻》一文中指出，謝靈運在一些詩作中成功地以理入詩，詩中的理趣不僅不是多餘的尾巴，反而有助於思想的表達，而情、景、理結合的基本形式是謝靈運首先奠定的。另外，陳橋生《病患意識與謝靈運的山水詩》分析了謝詩中曆曆可見的病患意識對創作的影響，認為病患意識強化了詩人的生命意識。海外學者對謝靈運的研究也頗有特色，他們往往避免過於宏觀的論述，而是選取一個獨特的角度切入，常常有一些新穎的見解和發現。如台灣學者王文進的論文《謝靈運詩中“遊覽”與“行旅”之區別》就是從《昭明文選》的謝詩分類入手，分析謝靈運的遊覽詩和行旅詩的特點。行旅較接近風霜仆仆的屬性，普遍彌漫家園情懷的糾結，時空變遷的敘述上亦與遊覽不同。遊覽詩多屬賞玩寄情，寫來較舒緩親切。謝氏行旅詩與遊覽詩交錯的發展，共同開拓了山水詩的格局，豐富了山水詩的內涵。行旅遷謫感慨與仕旅奔波，一方麵深化了詩中的感性，一方麵強化了山水詩的動感；而遊覽的悠遊自在與詩人澄靜心思則細膩地挖掘了山水幽微之美。林文月有專著《謝靈運》，書中有《謝靈運的詩》一文，分析了謝詩的技巧和詩中的思想與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