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盛唐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詩中反映了盛唐時期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李白的詩作是盛唐氣象的傑出代表，最集中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李白對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滿信心，期望能“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經常以管仲、張良、樂毅、諸葛亮、謝安、魯仲連為榜樣或以之自許。他也以大鵬自比：“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他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將進酒》）；也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行路難》）；或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這些積極用世、奮發向上的精神，正是盛唐的時代精神。
李白的詩中還表現了強烈的反權貴意識，也有著明顯的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他詩中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他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豪氣橫溢的詩句結尾，千載之下，使人們也不難領略其英風豪氣。杜甫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唐代任華也稱他“數十年為客，未嚐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顯然，詩人渴望建功立業，又希望保持獨立的人格，不願向權貴“摧眉折腰”。這大概正是古代“詩窮而後工”（歐陽修語）和“文章憎命達”的原因。保持獨立人格是取得創作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又是保持獨立人格所必須做到的，這是古代幾乎所有偉大的作家都“窮”、都不“達”的緣故。從李白身上，人們自不難聯想起不願“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
李白還對祖國的山川異乎尋常的熱愛。李白半是仙人、半是俠士的豪邁的詩人性格，也隻有借祖國壯麗山川才能極好地得到表現。他筆下“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那“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的廬山；那“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的天姥山；那“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的中華民族母親河；那“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的清溪……或雄偉壯美，或光明澄澈，均折射出詩人高尚的品行與人格，也寫出了詩人的審美情趣和對高潔、光明的追求。
李白也時時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係之於胸：他的《遠別離》中對“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的憂慮；《蜀道難》中對“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的擔心；他對“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抨擊；他的《古風》詩中以“殷後亂天紀，楚懷亦已昏”的詩句，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反之，他對普通的勞動人民，如煉鐵工、釀酒叟、五鬆山下的老媼，以及一個沒有地位的朋友汪倫……都一往情深，無半點傲氣。安史之亂後，他的詩筆更直接反映戰亂的現實：“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晚年應永王璘征召，也許也與其“拯社稷，救蒼生”的願望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