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來對蘇軾詞的研究
對蘇軾詞的研究,涵蓋麵比較廣。例如,蘇軾對宋詞的意境創造、蘇詞對宋詞的貢獻、蘇詞在宋詞詞史中的地位、蘇詞對宋詞題材的拓展等。而蘇詞的風格問題,更是爭論頗多,看法各異。許多研究者將蘇詞風格概括為“豪放”。例如,於立傑的《略論蘇軾詞的藝術特色》指出蘇軾的詞較之於其詩表現了更大的藝術獨創性,在我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為豪放派詞人的鼻祖。王輝斌的《論蘇軾豪放詞在北宋的尷尬》認為,蘇軾《東坡樂府》中的豪放詞,在當時並不為社會所歡迎,以致“蘇門四學士”中的秦觀等人,也遠豪放而近婉約。但也有許多研究者認為,不能再簡單地用“豪放”來概括蘇詞的特色。例如,何文楨的《蘇軾婉約詞的創作特色》指出:“在現存蘇軾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其豪放詞竟不足他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而較多的卻是明麗、婉媚的婉約詞”,並認為“蘇軾婉約詞獨特風格的形成,首先在於他對詞這一文體藝術傳統的繼承和革新”。關於蘇軾詞的其他方麵也有較多論述。例如,吳帆的《論蘇軾與宋人的詠物詞》指出,蘇軾是宋人詠物詞的奠基者。湯川安的《從作詞規則角度看蘇軾詞合律問題》指出蘇詞合聲情,不合聲律。劉尊明的《從用調與創意看蘇軾的詞史地位——以〈浣溪沙〉、〈水調歌頭〉、〈念奴嬌〉為例》主要考察蘇軾在用調和創意方麵所表現出的特色和成就,並借以觀照蘇軾在詞史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占據的重要地位。
二、蘇軾詞的風格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曆史性貢獻遠遠超出蘇詩和蘇文。正如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七中所言:“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越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於詩文之右”。晚唐以來,詞的內容類型化,一直以寫春愁秋恨、離情別緒為主,風格柔婉香豔。在蘇軾之前,作詞不過是“末流之技”而已。即使像晏殊、歐陽修這些大家作詞,也會遭到一些非議。又據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記載:晏幾道將自己的詞作抄錄送給韓維,得到的回複是“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教訓晏幾道不要因為作詞而影響自己的德行名聲。造成上述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還是在於當時的詞不能衝破“詞為豔科”的範圍,而傳統的文論一直以“文以載道”為中心,因而作詞難登大雅之堂。蘇軾率先打破了這種僵局,對詞體進行了全麵的改革,提出“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將詞帶進一個嶄新的境界。
蘇軾詞的風格,筆者認為,應屬“曠達”與“婉約”兼而有之,而非純屬“豪放”之類。詞與樂關係密切,北宋依舊如此。但是,蘇軾不僅沒有嚴格遵守音律,反而常有突破。據《古今詞論》引毛稚黃語說:“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於‘是’字讀斷,論意則當於‘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離人淚’,調則當‘是’字斷句,意則當‘花’字斷句。文自為文,歌自為歌”。打破韻律不但表現在節調上,還表現在用字上。按照傳統習慣,一首詞中是不該重複用字的,但蘇軾卻不受此束縛,即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就用了三個“江”字,三個“人”字,兩個“國”字,兩個“生”字,兩個“故”字,兩個“如”字,兩個“千”字。難怪李清照對蘇詞很不以為然,評為“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正是因此,蘇詞在北宋,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倒是指責的居多。大部分作家仍舊沿著婉約的道路繼續發展,直至北宋末年形成了以秦觀、周邦彥為代表的婉約詞的空前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