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來對蘇軾詞的研究
對蘇軾詞的研究，涵蓋麵比較廣。例如，蘇軾對宋詞的意境創造、蘇詞對宋詞的貢獻、蘇詞在宋詞詞史中的地位、蘇詞對宋詞題材的拓展等。而蘇詞的風格問題，更是爭論頗多，看法各異。許多研究者將蘇詞風格概括為“豪放”。例如，於立傑的《略論蘇軾詞的藝術特色》指出蘇軾的詞較之於其詩表現了更大的藝術獨創性，在我國詞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為豪放派詞人的鼻祖。王輝斌的《論蘇軾豪放詞在北宋的尷尬》認為，蘇軾《東坡樂府》中的豪放詞，在當時並不為社會所歡迎，以致“蘇門四學士”中的秦觀等人，也遠豪放而近婉約。但也有許多研究者認為，不能再簡單地用“豪放”來概括蘇詞的特色。例如，何文楨的《蘇軾婉約詞的創作特色》指出：“在現存蘇軾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其豪放詞竟不足他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而較多的卻是明麗、婉媚的婉約詞”，並認為“蘇軾婉約詞獨特風格的形成，首先在於他對詞這一文體藝術傳統的繼承和革新”。關於蘇軾詞的其他方麵也有較多論述。例如，吳帆的《論蘇軾與宋人的詠物詞》指出，蘇軾是宋人詠物詞的奠基者。湯川安的《從作詞規則角度看蘇軾詞合律問題》指出蘇詞合聲情，不合聲律。劉尊明的《從用調與創意看蘇軾的詞史地位——以〈浣溪沙〉、〈水調歌頭〉、〈念奴嬌〉為例》主要考察蘇軾在用調和創意方麵所表現出的特色和成就，並借以觀照蘇軾在詞史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和占據的重要地位。
二、蘇軾詞的風格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曆史性貢獻遠遠超出蘇詩和蘇文。正如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七中所言：“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越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於詩文之右”。晚唐以來，詞的內容類型化，一直以寫春愁秋恨、離情別緒為主，風格柔婉香豔。在蘇軾之前，作詞不過是“末流之技”而已。即使像晏殊、歐陽修這些大家作詞，也會遭到一些非議。又據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記載：晏幾道將自己的詞作抄錄送給韓維，得到的回複是“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教訓晏幾道不要因為作詞而影響自己的德行名聲。造成上述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還是在於當時的詞不能衝破“詞為豔科”的範圍，而傳統的文論一直以“文以載道”為中心，因而作詞難登大雅之堂。蘇軾率先打破了這種僵局，對詞體進行了全麵的改革，提出“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將詞帶進一個嶄新的境界。
蘇軾詞的風格，筆者認為，應屬“曠達”與“婉約”兼而有之，而非純屬“豪放”之類。詞與樂關係密切，北宋依舊如此。但是，蘇軾不僅沒有嚴格遵守音律，反而常有突破。據《古今詞論》引毛稚黃語說：“東坡《大江東去》詞‘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論調則當於‘是’字讀斷，論意則當於‘邊’字讀斷。‘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論調則‘了’字當屬下句。‘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我’字亦然。又《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離人淚’，調則當‘是’字斷句，意則當‘花’字斷句。文自為文，歌自為歌”。打破韻律不但表現在節調上，還表現在用字上。按照傳統習慣，一首詞中是不該重複用字的，但蘇軾卻不受此束縛，即如《念奴嬌·赤壁懷古》就用了三個“江”字，三個“人”字，兩個“國”字，兩個“生”字，兩個“故”字，兩個“如”字，兩個“千”字。難怪李清照對蘇詞很不以為然，評為“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正是因此，蘇詞在北宋，並沒有引起多大反響，倒是指責的居多。大部分作家仍舊沿著婉約的道路繼續發展，直至北宋末年形成了以秦觀、周邦彥為代表的婉約詞的空前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