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靖康元年（1127年）1月，金兵攻破汴京，四月，擄徽欽二帝北去，史稱“靖康之變”。同年五月，徽宗九子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其後，在金兵進逼下，趙構帶著小朝廷節節敗退、步步南遷，一次次求和，偏安一隅，曆經百餘年，後為蒙古所滅。民族矛盾始終貫穿南宋始末，但南宋控製的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都還算發展較快，出現了臨安、成都、建康、鎮江、廣州、泉州等商業繁榮的城市，繁華似不下於汴京。然文人的敏感使他們焦慮，家國之痛時常表現在字裏行間，即使婉約詞也都大不同於前人“花間”媚語。半個世紀後薑夔使婉約詞又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薑夔詞一方麵把自己的潔身自好、卓立獨行、關注國事的精神格調注入溫韋詞，一方麵重視詞法技巧，講求篇章結構的安排，研究音律、用事、運典等。在《白石道人詩說》中他自己說“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以及“波瀾開闔”、“詞盡意不盡”等，形成了合江西詩派的瘦硬與溫、韋的柔婉為一體的“以健筆寫柔情”的獨特風格。
薑夔之後婉約詞又發生變化，風格獨特的有吳文英。吳文英詞煉字煉句，語言華麗。其後南宋接近於覆亡，又有王沂孫、蔣捷、周密、張炎等繼周、薑詞風，於遣詞造句與音律上追求雅正和諧，未有新變。
一、南宋前期
北宋王朝的覆滅擊碎了沉浸於盛世享樂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美夢。宋室南渡後形成了同仇敵愾、群情激憤、“風雲氣多，兒女情少”的詞壇之風，擅長抒發柔情的婉約詞數量自然較少。
葉夢得詞詞風婉麗，能詩工文，長於議論。其詞多受賀鑄影響，但色彩較淡，變賀鑄的“穠麗”為“婉麗”，善於融情入景，意境較深遠，更注重“簡淡時出雄傑”，婉中寓勁。
朱敦儒（洛陽人）是另一位南渡詞人，離鄉南渡後的顛沛流離改變了詩人的性情，此後的作品中充滿懷舊的淒涼、身世飄蓬的感歎和對國事的傷情，常將舊時詩酒風流與現時飄蓬之苦聯袂成篇，愛國思想始終貫穿於他南渡後作品的始終：如《水龍吟》中有“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但在這愛國情感裏，他卻有不敢直麵的“慘淡的人生”。薛礪若的《宋詞通論》封他為“頹廢的詩人”。
辛棄疾以豪放自稱，但他亦有“清而麗，婉而嫵媚”的婉約詞作，這類詞含蓄深厚，音韻婉轉，有深遠寄托。名篇是《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隻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全篇用暗喻手法來抒發自己的憂國之情。全詞憐春、惜春、留春、怨春，正是“以詞掩意，托物寄興，使吾誌曲隱而自達”。
辛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村景鄉俗入畫圖。辛棄疾曾先後兩次罷官歸隱，18年居於鄉間，鄉村詞大多寫於其間，真實地摹寫鄉村生活，超越前人。他以詞的方式描述和諧美好的鄉村，如《清平樂·茅簷低小》，詞中所寫景色清新、和平寧靜，用六句話寫了五個人物，把握現實原型，攫取最典型的細節，真實而自然。《鵲橋仙·山行書所見》還描寫了當地的風俗，“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一天風露”，那種淳樸的民風生動地出現在眼前。
辛棄疾對婉約詞的貢獻有以下幾點：一是它大大衝破有史以來婉約詞題材狹窄的桎梏，內容廣泛，風格多樣化，特別是農村詞，文字通俗，形同白描，卻又情趣盎然；二是“清而麗、婉而媚”中融入真實的生活感受；三是雖是婉約詞，卻家國之氣與個人感慨皆入其中，章法井然，行文動蕩，藉曆史故實，曲意傳情；四是“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真實地表達出辛詞的真情與風骨；五是辛詞師從多家，卻別出新意，把村巷斜陽折紅杏的女子也寫得活潑清鮮，不似前人的繡幌佳人。
這一時期的詞人還有陳與義、朱淑真、陸遊、陳亮等，他們各有不同風格，都有優秀的婉約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