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靖康元年(1127年)1月,金兵攻破汴京,四月,擄徽欽二帝北去,史稱“靖康之變”。同年五月,徽宗九子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其後,在金兵進逼下,趙構帶著小朝廷節節敗退、步步南遷,一次次求和,偏安一隅,曆經百餘年,後為蒙古所滅。民族矛盾始終貫穿南宋始末,但南宋控製的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都還算發展較快,出現了臨安、成都、建康、鎮江、廣州、泉州等商業繁榮的城市,繁華似不下於汴京。然文人的敏感使他們焦慮,家國之痛時常表現在字裏行間,即使婉約詞也都大不同於前人“花間”媚語。半個世紀後薑夔使婉約詞又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薑夔詞一方麵把自己的潔身自好、卓立獨行、關注國事的精神格調注入溫韋詞,一方麵重視詞法技巧,講求篇章結構的安排,研究音律、用事、運典等。在《白石道人詩說》中他自己說“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以及“波瀾開闔”、“詞盡意不盡”等,形成了合江西詩派的瘦硬與溫、韋的柔婉為一體的“以健筆寫柔情”的獨特風格。
薑夔之後婉約詞又發生變化,風格獨特的有吳文英。吳文英詞煉字煉句,語言華麗。其後南宋接近於覆亡,又有王沂孫、蔣捷、周密、張炎等繼周、薑詞風,於遣詞造句與音律上追求雅正和諧,未有新變。
一、南宋前期
北宋王朝的覆滅擊碎了沉浸於盛世享樂中的文人士大夫的美夢。宋室南渡後形成了同仇敵愾、群情激憤、“風雲氣多,兒女情少”的詞壇之風,擅長抒發柔情的婉約詞數量自然較少。
葉夢得詞詞風婉麗,能詩工文,長於議論。其詞多受賀鑄影響,但色彩較淡,變賀鑄的“穠麗”為“婉麗”,善於融情入景,意境較深遠,更注重“簡淡時出雄傑”,婉中寓勁。
朱敦儒(洛陽人)是另一位南渡詞人,離鄉南渡後的顛沛流離改變了詩人的性情,此後的作品中充滿懷舊的淒涼、身世飄蓬的感歎和對國事的傷情,常將舊時詩酒風流與現時飄蓬之苦聯袂成篇,愛國思想始終貫穿於他南渡後作品的始終:如《水龍吟》中有“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但在這愛國情感裏,他卻有不敢直麵的“慘淡的人生”。薛礪若的《宋詞通論》封他為“頹廢的詩人”。
辛棄疾以豪放自稱,但他亦有“清而麗,婉而嫵媚”的婉約詞作,這類詞含蓄深厚,音韻婉轉,有深遠寄托。名篇是《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隻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全篇用暗喻手法來抒發自己的憂國之情。全詞憐春、惜春、留春、怨春,正是“以詞掩意,托物寄興,使吾誌曲隱而自達”。
辛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村景鄉俗入畫圖。辛棄疾曾先後兩次罷官歸隱,18年居於鄉間,鄉村詞大多寫於其間,真實地摹寫鄉村生活,超越前人。他以詞的方式描述和諧美好的鄉村,如《清平樂·茅簷低小》,詞中所寫景色清新、和平寧靜,用六句話寫了五個人物,把握現實原型,攫取最典型的細節,真實而自然。《鵲橋仙·山行書所見》還描寫了當地的風俗,“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一天風露”,那種淳樸的民風生動地出現在眼前。
辛棄疾對婉約詞的貢獻有以下幾點:一是它大大衝破有史以來婉約詞題材狹窄的桎梏,內容廣泛,風格多樣化,特別是農村詞,文字通俗,形同白描,卻又情趣盎然;二是“清而麗、婉而媚”中融入真實的生活感受;三是雖是婉約詞,卻家國之氣與個人感慨皆入其中,章法井然,行文動蕩,藉曆史故實,曲意傳情;四是“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真實地表達出辛詞的真情與風骨;五是辛詞師從多家,卻別出新意,把村巷斜陽折紅杏的女子也寫得活潑清鮮,不似前人的繡幌佳人。
這一時期的詞人還有陳與義、朱淑真、陸遊、陳亮等,他們各有不同風格,都有優秀的婉約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