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是不因任何時代之風尚而損其本身價值的一流巨著——這就是“經典”。對經典小說的關注和研究，是古今中外學術史上最自然的事情，因為隻有經典，才有資格擔當詮釋的對象，也才最有研究的價值，不論從思想認識上，還是從創作手法上，對後世都有不可估量的借鑒意義；還因為它們較其他小說蘊藏有豐富而複雜的文化內涵。這種複雜性使我們無論站在哪個角度，用哪種方法去總結其主題，總會以偏概全，顧此失彼，不能統一它的內容和所有聲音，這些內容和聲音有時甚至會自相矛盾，彼此消解。或許正是由於它的不能總結的複雜性矛盾性，才激起研究者的詮釋熱情，才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對它們的解讀，要打破一元化的思維模式和同一性關照角度。
“四大奇書”的稱謂，見於李漁古本《三國誌序》和《三國誌演義序》。《古三國誌序》雲：“昔淹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也，《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係詞曲，於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古三國誌序》雲：“嚐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遊》及《金瓶梅》四種。餘亦喜賞稱近是。”
那麼，何謂“奇書”？“奇書”之“奇”，“既可以指小說的內容之奇，也可以指小說的文筆之奇”。清代何昌森《水石緣序》的一段話中亦可印證：“從小說家言，要皆文人學士心有所觸，意有所指，借端發揮以寫其磊落光明之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傳，既事奇人奇遇奇亦奇亦，而無幽雋典麗之筆以敘其事，則與盲人所唱七字經無異，有何能供鑒賞。”所以“奇書”這一稱謂本身便隱隱然設定了一條文類上的界限，從而把當時這四部經典的頂尖之作，與同時代的其他二三流的長篇章回體小說區別開來。孕育了一種在中國敘事史上獨一無二的美學模範。
本文我們將從文本文化內涵的角度對“四大奇書”作簡單的文化闡釋。
中國古典小說的人物塑造都有明顯的“類型化”特征，這種“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與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密切關係。中國傳統文化善惡分明的倫理立場和各極其致的符號設定，是“類型化”性格構築的最深層原因。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帶有“極致性文化”的特質。就人性論而言，亦不例外，更帶有某種極致性特質。我們曾陷於長期的“人性善”或“人性惡”的論爭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這種二元對立的人性建構經常使人們忽略了人之為人的複雜性和內在差異性，重視的隻是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角色承擔”和“倫理身份”，並以之作為一種倫理限定和價值預設，來完成人物性格的演繹和塑造。
那麼我們在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時，就不能單純地以正麵或反麵去研究劃分人物，而應把文本放置到特定文化關係中去還原、尋找、闡釋。如將《三國誌演義》中的諸葛亮放置於知識分子的視域去考察與理解，自會讀出作者所賦予他的深廣文化內涵，如知識分子所渴望的君臣際遇、被尊重和理想的君臣關係等等，而不是隻局限於“賢相”這一簡單的概括與判定上。因此，我們立足於當代意識去反觀古代文學文本，不但可以相對清楚地分析文化構成，而且可為文本的解讀注入當下的價值關懷和文化訴求，並有利於培養文化的反省心態。這是我們闡釋《四大奇書》的立足點或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