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曆史演義”，簡而言之，是作者在某種價值理性的導引下，對曆史所做的情節設置和話語建構。一般而言，它是由相互關聯的兩個層麵——由曆史敘述所形成的“故事結構”和對曆史闡釋所形成的“意義結構”熔鑄而成。這種將曆史過程故事化、文本化的敘事，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對曆史話語的重建。
海登·懷特指出：曆史上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能去經曆一個故事，我們不會“生活”在故事中，盡管我們事後以故事的形式來講述我們生活的意義。並以此類推到國家和整個文化。曆史事件隻是故事的因素，通過壓製和貶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視別的因素，通過個性塑造，主題的重複，聲音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等，通過所有我們一般在小說或戲劇中情節編織的技巧——變成了故事。《三國誌演義》作為曆史演義小說，正是依據《三國誌》等史書的記載，運用文學的筆法，把三國紛爭的曆史編織成一個“悲劇”的故事類型，打破原初記載中的意義編碼，對曆史事件和過程作出的新詮釋。“演義”分為兩層：“演言”和“演事”。“演事”的部分是對曆史過程的描寫，“演言”的部分則是對曆史事件的意義闡釋。
一、正統觀的追解
《三國誌演義》的“演言”，集中地體現在“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和敘事話語中。作家借此表達了自己的曆史觀、政治觀和倫理觀：擁劉反曹、帝蜀寇魏。作者一直遵循儒家正統的文化思路，以蜀漢為正統來講述故事。“正統”的問題曆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在宋代就已引發過一場爭論，歐陽修的解釋是“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跡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知識分子更看重的則是“至公大義”，但在政權的獲得與文化的合理性之間無法統一時，常會據其跡按其中而論之。陳壽撰《三國誌》即以魏為正統。但在《三國誌演義》中，在蜀漢與曹魏的正統選擇上，包含著三個方麵的取向：皇位繼承上的統緒合法性；領袖人物之人格與行為的合德性與合義性；成書時代特殊的民族感情及文化認同。
首先，皇位繼承的統緒合法性，是《三國誌演義》之所以定蜀漢為正統之“正”的氏族血緣基礎，其中多次宣稱劉備是“漢室宗親”、“帝室胄裔”，尊稱其為“劉皇叔”，為劉備尋找一種“法理”上的正當性。其次，作為道德修身之結果的德性，是政治領導不可分割的一個向度，《三國誌演義》不失時機地要把劉備的“德”與“義”來加以宣揚，貶斥曹操奸詐陰險與不仁不義。如徐庶之母所謂：“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況又漢室之胄”，曹操則“托名漢相，實為漢賊”，“挾天子以令諸侯”，“欺君罔上”、賊殺皇後、鴆毒皇子的篡弑行為，置諸倫理，實為不當。所以，盡管漢獻帝軟弱無能，當有德之士取而代之，但卻隻能是名正言順、德高望重的劉備而非機深而薄德的曹操。“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就民間而言，至晚在北宋年間業已形成，《東坡誌林》中已有記載：“小兒聽三國故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喝快”。未進入權力體製中心的羅貫中的態度自是立於民間，於自宋以來的以蜀漢為正統的曆史觀中考量得失，評判是非，作為自由的知識者提出問題表達觀點。毛宗崗在《讀三國誌法》中將文本中“擁劉反曹”傾向作了鮮明的意義闡釋：“魏之不得為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為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蓋以蜀為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為篡國之賊，在所當奪。陳壽之誌，未及辨此，餘故折衷於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