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從全程式觀照的視角出發，以英雄傳奇的敘事方式，描繪出梁山義軍的發生、發展、壯大到接受招安及最終解體的全過程。梁山起義的原因是“亂自上作”（金聖歎語）全書開篇先寫奸臣掌權，天下無道，公理不行，所以才需要俠義之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劫取不義之財的正義行為，也才有了後來的走上梁山、集體對抗官府的軍事行動，清人王韜有言：
試觀一百八人中，誰是甘心為盜者，必致於窮途勢迫，甚不得已，無可如何，乃出於此。蓋於宋室不綱，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賞善罰惡，倒持其炳，賢人才士，困踣流離，至無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隱遁以自全，其下者遂失身於盜。嗚呼！誰使之然？當軸者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讀《水滸傳》方謂讀《水滸傳》者也。
所以此書主要是以道義（“天下無道”）和政治（“奸邪壞固”）的角度展開敘事而非從經濟關係來反映民眾訴求。在此從敘事角度來探討一下梁山起義的性質問題。
梁山起義從發生、發展到壯大，經曆了一個由“自發”走向“自覺”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兩個轉變，一是表現行動轉變的口號，從“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二是表現思想轉變的改“聚義廳”為“忠義堂”。
首先來看從“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林衝被逼上梁山落草後有：“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話下。”不獨林衝，這一百零八人中，未上梁山時許多都是如此：菜園子張青、孫二娘、張橫、燕順、王英等等。隨著勢力壯大，梁山需要一個明確的綱領來統一和指導大夥的行動，同時又可以藉此綱領來吸引更多的英雄好漢上梁山。於是梁山泊便掛出一麵大旗，上書“替天行道”。第19回，作者以“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疏才漢便來”結尾。第20回林衝更以明確的語言對梁山的變化作了總結：“今日山寨，天幸得眾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往日苟且。”金聖歎於此批曰“十字洗出梁山泊來”，這一“洗”正是新舊梁山之變。宋江上山後，更明確了這一綱領：“……同心合意，同氣相從，共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第60回）。自此，小說也便有這樣的描寫，“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要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但凡攻克城池，便打開倉：“將糧米濟滿城百姓”，“餘者裝載上車，運回山寨”，“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為，大小何止千百處”（第71回）。
“天”在中國傳統士人思想中指代很清楚，那就是政權最高統治者的象征，還包括有“道義”、“天理”等。“君權神授”，天子之權得自於天，替天行道，也就是替天子分憂，為萬民紓難，清除國蠹。這為後來走上招安之路作了全麵的鋪墊。這也是作者的一種理性詮釋，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識者要給這群綠林響馬的舉事行為以名正言順的理由。
其次，改“聚義廳”為“忠義堂”。聚義廳是好漢們共襄大義、歃血為盟的中心之所，又是規範群雄思想和行為的禮儀之場，“義”之一字，集中代表了他們共同的人格取向和行為目標。“聚義廳”在晁蓋手中已初具規模，發揮了巨大作用，吸引四方豪傑紛紛而至，這一時期“義”是行動指標，這是一個暗伏的潛在趨向，到最後真有可能如李逵所言：“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而宋江上山執掌政權之後，“將‘聚義廳’改‘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第60回）。從此梁山的行動成為“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完成了一般倫理向政治倫理，遊俠文化向正統文化的靠攏與演變。宋江所改之“忠”，既含有“忠君”之忠的“私忠”成分，因而常懷有“保境安民”為國效力的熱忱與誌向。改“聚義廳”為“忠義堂”，又包含著對梁山人格的文化整合，其目的是轉化心誌，臣服正統，成就大我。要把這一群打家劫舍、亡命江湖的血性漢子引向一條光明大道，必須先化去其盜習，整合與提升其人格，最終走上忠君報國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再者從作家看，又是一種大傳統文化對小傳統文化的整合，正統觀念對民間思想的改造。《水滸傳》故事在從民間說唱藝術形式加工改造的過程中整合了民間文化。作家要把他們塑造成作家希望他們成為的英雄，所以才扼住他們托膽稱王，圖謀霸業的意圖，保留了他們的遊俠傳統，又讓他們符合政治倫理的要求。在這一過程中作家想讓人物忠、義兩全，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文人的參與把“通俗文化”進行深層改造，在改造過程中把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江湖精神與報國情節彼此摻合，寫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多層次的立體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