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所安排的這兩種轉化使梁山起義的性質發生變化，梁山好漢們在“忠義雙全”的價值實踐中找到了自我，又在這一價值召喚中丟失了自我；既在“替天行道”的旗幟下團結一致，舉義起事，又在這一旗幟的指引下接受招安，同類相殘，這就直接指向了“招安”的結局。“招安”是全書受人關注的焦點，不同論者有不同觀點。激進的論者認為是投降，但道統的觀點認為這是唯一正途。隻有招安才能顯示其“替天行道”的真誠性。作家在此也顯示出矛盾心態：一麵積極張羅招安；一麵又以冷峻的筆調和哀傷的情感，寫出招安後的悲慘結局，用血的事實說明招安的悲劇，主觀肯定與客觀否定所造成的內在矛盾，曾引起研究者的極大關注。這樣一種兩難取舍的態度背後，隱藏著理想與現實難以統一的矛盾。一方麵想以“招安”的方式，為梁山尋出路，為國家攬人才，這樣就可以成就梁山好漢們“忠義雙全”的人格價值，但作者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這是作者的感歎，也是曆史的明證。招安是作者無奈之下安排的悲劇，但也給梁山人格以崇高而偉大的價值許諾，使他們雖死猶生，永垂不朽：“生當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誌已酬。”（第120回）這也是作者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並最終很無力地讓皇帝醒來，認清梁山好漢的忠義之心。但這已絲毫不能讓悲劇性緩解。這是社會倫理與政治倫理的悖論，一個人的一廂情願是無能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