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風吹我不能立”——三十四歲就榮任《永樂大典》“總編輯”的才子解縉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我應邀參加北京圖書館的館慶，蒙贈一冊按原樣複製的《永樂大典》，留作紀念。這本書令我大開眼界，書高半米，闊30公分，書厚約10公分。函盒為藍布裝，本書為黃絹封麵，這是我有生以來，見到和拿到的第一本巨無霸書籍，而且還是線裝書。
我們知道，《永樂大典》1408年成書，全書22877卷，裝訂成11095冊，由兩千多名寫手抄成，合計3.7億個漢字，是清代《四庫全書》問世前的一部史無前例的類書，也是體現國力的宏大浩瀚的文化壯舉。可惜，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大部分被焚毀，未燒掉的也被劫掠一空。現在，存世約八百餘冊，散在世界各國圖書館中，國內保存的，大約有數十冊。
這一冊，據館方介紹，是解放後從山東征集到的大典殘本，真字韻，門製類卷，冊第三千五百一十八至第三千五百一十九，全帙應是五十六頁，實際現存僅三十九頁零一角。
僅僅一個“真”字韻的“門”字，把明代以前各類典籍圖書中有關“門”的文字記載，包括門的樣式和製作的細節圖、剖析圖，統統囊括其中。手捧這部有關“門”的著作，大有進入中國文化殿堂，穿過那扇巨闊厚重的大“門”，得窺堂奧的感覺。
你不能不為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那博大精深的成就而自豪；你也不能不為帝國主義的強盜罪行而憤激。但是，冷靜下來，麵對這冊巨無霸線裝書，更多地卻是要對編纂這部類書的解縉，那博學，那睿智，那氣魄，那精力而欽服萬分。尤其這位窮盡經典圖籍，閱遍千古文翰的翰林學士，走上在今天來說應該是“總編輯”的崗位時，才三十四歲，不過一個剛超齡的共青團員的年紀，你就不能不向他脫帽致敬了。
經他磨勘精校，廣搜博覽，披沙揀金，選優集萃的勞動，1403年至1404年，不到兩年功夫，完成《文獻大成》。在此基礎上，奉朱棣命，與姚廣孝一起重行纂修規模更大的《永樂大典》，又經四年努力，1408年成書，圓滿交卷。彙集了中華文化的萬卷精華，出自矮個子解學士的手中，實在了不起。沒有明之《永樂大典》，也就沒有清之《四庫全書》。
隔朝修史，盛世出書，這薪火相傳的重任，從來是中國知識分子視作神聖的職責。
不過，中國的文人很多，中國有大學問的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編纂這樣煌煌巨製的帥才，恐怕也就隻有明之解縉、清之紀昀，堪當重任，除此以外，再找不到第三位。這以後，清末無，民國無，尤其到了當下，經過長時間厚今薄古的“調教”，幾乎少見通古博今之士，實在是很可悲哀的事。於是，再要出什麼套書、類書、史書、集成等等大部頭著作，隻好看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南郭先生，上躥下跳，暴得虛名了。
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你有什麼辦法？
解縉（1369—1415），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時年二十歲。這個地方，還出過一個大文人歐陽修。某種程度上講，這兩位鄉黨，無論履曆、仕途、出身、學位，頗相類似。歐、解都為翰林學士，都在帝王身邊做過侍讀學士，一為龍圖閣大學士，一為右春坊大學士。甚至最後，一個為帝王所逐，一個為帝王所殺，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的命運，應該說相差無幾。
但是，解縉相比於他宋朝的老鄉，在文章，詩詞，學問，著作上的名聲，成就，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要略遜於這位鄉先賢。無論如何，那是千古定評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詩詞歌賦，傳世至今，仍在口頭傳誦不絕，可謂達到了真正的不朽。而解學士，除了那部破碎殘缺的《永樂大典》，以及他那空有抱負的雄圖大誌，以及他那不幸而言中的評人論事外，對大多數後人來講，便了無所知了。
一個寂寞的早逝的天才，上天若不假以歲月，也就隻能為之黯然神傷了。
如果，他像歐陽修那樣，活到六十五歲，而不是四十四歲被朱棣殺了，多上近二十載揮灑筆墨的生涯，也許那滿腹珠璣，還能多一點地留在世上。所以，我是不讚成那些“憤青”（包括年紀很大的老憤青），總是責備文人之真他媽的軟骨頭，總是責備我筆下為文人之苟且偷安辯，倡好死不如賴活說。其實這些笑話別人軟骨頭，笑話別人貪生怕死的各個年齡段上的“憤青”們，自己也並不實行他們鼓吹的“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政策。真到天塌那刻，頭縮得比烏龜還快。
其實，骨頭想硬並不難，一挺脖子，刀光一閃，也就吹燈拔蠟；眼睛一閉，腦袋落地，也就狗屁著涼。這時候，還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可能嗎？想到這一點，你就得設法多活一分是一分，多活一秒是一秒。時下那些甚囂塵上，鬧得沸沸揚揚，被私諡為先知先覺的幾位學界大老，不也曾是跪著活的革命者嗎？如果某公五七年一氣之下跳樓身亡，如果某老在幹校撞電線杆自殺，會有後來的仙風道骨，成為真理化身的可能嗎？
解縉同樣，他一無當烈士的必要，二無殺身成仁的義務。要死的話，早死了。明代的監獄，隻要進去，不死也得脫層皮的。他這一案，“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曆高得暘，中允李貫，讚善王汝玉，編修朱□，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並及至剛，皆下獄。汝玉、貫、□、引高、得暘皆瘐死。”然而，他沒有死，他熬了過來。
我在替非要活下來的解學士想：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一股足以支撐著他堅持的力量，說句不那麼好聽的話，也就是賭本，朱元璋的許諾和期待，是他的生命線。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悲情，總把自己契約於統治階層，椎心泣血地維護其統治，而得到的結果，常常是被主人一腳踹開的一條討嫌的狗而已。可在未被踹開之前，那尾巴還是搖得有板有眼的。
朱元璋在大庖西室，對他說過：“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便成了終生發揮藥效的興奮劑。他為這鐵券丹書式的聖諭不能死，他為政治投資，權力抱負，那飛黃騰達的夢也不能死。要不然，他不會喝得酩酊大醉，喝到人事不知。
這位才子，可以想象他這一生，在這份聖諭的光照下，該是如何的自信、自負了。尤其他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在眾目顧盼之中，在齊聲褒揚之下，也就免不了文人的通病，多多少少要自戀、自憐起來。
讀他的《廬山歌》，真有如見其人的感覺。
昔年拄玉杖，去看廬山峰。遠山如遊龍，半入青天中。四顧無人獨青秀，五老與我同舂容。手弄石上琴，目送天邊鴻。二儀自高下，吳楚分西東。洪濤巨浪拍崖下，波光上與銀河通。吸澗玄猿弄晴影，長鬆舞鶴號天風。天風吹我不能立，便欲起把十二青芙蓉。弱流萬裏可飛越，因之獻納蓬萊宮。羲娥倏忽遂成晚，往往夢裏尋仙蹤。如今不知何人采此景，樹下一老與我襟裾同。披圖題詩要相贈，氣騰香露秋蒙蒙。子歸煩語謝五老，幾時白酒再熟來相從。
明代的牢，是中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牢，明代的刑法，是中國曆史上最殘暴同時又是最殘忍的刑法。當獄門打開，透過來一絲光亮，見錦衣衛帥紀綱為他端過酒來，起初，他還真嚇得有點魂不守舍，以為是一盞鴆酒。休看知識分子像死了的鴨子那樣嘴硬，到了坎節上，腿一軟，馬上就反彈琵琶。“這，這，這……”囁嚅得都說不出一句整話。幸好，紀綱先啜了兩口，以示無礙，然後告訴他，賀你啦，解學士，永樂爺說，想不到你仍舊活在這個世界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