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民族”一詞在漢語中能夠普遍使用起來，並且在我國廣泛地傳播，這是孫中山先生的功績。他最初使用“民族”一詞，是在1901年的春天。當時，孫中山在橫濱寓所接見美國《展望》雜誌記者林奇時指出：“中國人本質上是一個愛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戰的民族。”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1版，211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1.以後，他在所作的一些演說中，又多次地使用了“民族”一詞。特別是他於1905年10月20日為《民報》寫的《發刊詞》影響更大。在這篇發刊詞中，孫中山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主義。此後，“民族”一詞普遍地使用起來了。
關於“中華民族”一詞
一般說來，“中華民族”一詞，是繼“民族”一詞在漢語中出現以後才有的。因此，這裏就需要簡要介紹一下在“民族”一詞出現前後，我國政治家和學者對國內各民族都用過哪些總的稱呼。
“民族”一詞在漢語中未出現之前，我國政治家和學者對國內各民族的總稱，一般說來，大多稱為“中國人”。
自從“民族”一詞在漢語中出現以後，既有“全國民族”之稱，又有“中國民族”之稱。大約從20世紀之初開始，我國的政治家和文人學者就常用“中國民族”一詞，作為對國內各民族的總稱。
那麼，“中華民族”一詞究竟是何時出現的呢？1990年1月31日，陳連開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異同辨》一文中指出：從史學與民族學角度探討中華民族的是“新史學”的倡導者梁啟超。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連續發表《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和《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兩篇論文。他一方麵指出“中華民族”當時通常是指漢族，同時又指出“中華民族”包括各民族認同一體的特征。他說：“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一員也。”梁啟超：《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國曆史上民族之研究》，見《飲冰室文集》第11冊。筆者看到的材料，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是孫中山先生1903年秋天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後才出現的。具體情況是，1903年12月中旬，孫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說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在非滿族的中國人中間發揚民族主義精神；這是我畢生的職責。這種精神一經喚起，中華民族必將使其四億人民的力量奮起並永遠推翻滿清王朝。”《孫中山全集》，第1卷，227頁。孫中山第二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是在1912年1月5日發表的《對外宣言書》中。其言曰：“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1版，8、490頁，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孫中山第三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是在1912年10月10日給英文《大陸報》撰寫的《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一文中。他寫道：“餘現擬進行之計劃，規定於今後十年之內，敷設二十萬裏之鐵路，此成〔誠〕巨大之企圖，但餘敢申言其必能實現也。……因中華民族為一偉大之民族，必能完成偉大之事業也。”④
為了使大家對這個問題有一個較為全麵的了解，茲將周星整理的《1990年國際民族研究學術討論會綜述》中的有關概述，摘要如下：關於“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問題，有專家指出，中華民族是指1911年中華民國以來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體，包括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印歐等語係的56個民族及許多尚未得到識別確定的族團在內；中華民族有其長期的曆史發展演變過程，“中國”與“華夏”從開始隻指中原和漢族到最終以“中華”作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有一個漫長而又合乎邏輯的過程。
1986年4月26日初稿
1990年7月補充修改
作者附記
這篇材料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曾得到孟憲範同誌的熱情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