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是忽必烈的誕辰。這是僅次於元旦節的另一個隆重而盛大的節日。所有的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道士及各色人等，都必須分別虔誠地禱告他們的神主、祈求保佑忽必烈萬壽無疆，其勢之盛，無法形容。
在白節、萬壽節或其它值得慶賀的節日忽必烈還舉行大朝宴。參宴的人員常達萬人，隻有少數人能夠入座，大部分官員乃至草原貴族都必須坐在大殿的地氈上進餐。珍饈佳肴的豐盛，超乎一切的常規。宴罷後，忽必烈開始欣賞喜劇演員的各種俏皮術和術士、魔術師們的各種戲法。
當我們撩開忽必烈神秘生活的麵紗，你是不是會覺得那一小片思儉草是那麼的柔弱無力，弱不禁風，以致它在忽必烈的生活裏顯得可笑、可憐。這就是忽必烈的生活與性格，荒誕而又合理。
在中國的史書裏，每個朝代、每個帝國必有奸臣。奸臣似乎沒有國界、民族之分，蒙古大汗、大元皇帝忽必烈身邊的第一位奸臣是中亞花剌子模費納喀忒人阿合馬。將阿合馬列入《奸臣傳》本不需要爭論，但假如忽必烈的在天之靈拜讀了宋濂的《元史·奸臣傳》，他會覺得有欠公允。如果讓忽必烈去寫阿合馬傳，他一定會從漢法派和“富國”理財派的長期鬥爭角度以理解阿合馬一生的功勞。忽必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去俯瞰不同族屬的矛盾，可以肯定，他要比宋濂理解得透徹。
忽必烈是崇尚實際的政治家，他附會漢法自實效始，疏遠漢人也自實效始。中統建元前後，忽必烈采用了儒家治術中的積極部分，也就是治國實踐部分。義、利在忽必烈的初期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盡管他身邊的漢人儒士操術各不相同，但總體來說，姚樞、竇默、許衡儒學義理之流與王文統法家言利之輩均能為忽必烈所接受。
李璮的背叛將忽必烈的用人計劃全部打亂了。這讓忽必烈不摒棄了言義的儒流，就連言利的王文統等人也被忽必烈所摒棄。但忽必烈的聰明之處就在於此，他並不會因為個人就中斷汲取漢法精華的腳步，所以他依然沿漢法的道路去建立統治國家的方針政策，逐步完善新的製度。直到1271年，忽必烈將國號改為大元，他依然在這條道上蹣跚前行，沒有回頭的意思。
其實在附會漢法的這條道路上，無論是忽必烈還是漢儒，他們本身都感覺到辛酸無助。忽必烈一旦被個人觸爆了他裝滿猜忌的彈藥庫，那麼朝中爭鬥的硝煙馬上就會彌漫開來，緊隨其後的結果就是阻止了他們在附會漢法的道路上的腳步。但對於一個新建立的政權來說，最迫切的就是需要建立中央、地方的政權機構，這一點忽必烈早有認識。但忽必烈出生於蒙古貴族，他的出身決定了他的思想，在他的內心深處和大多數蒙古貴族一樣，認漢製對於蒙古帝國來說可有可無。因此這更加重了忽必烈對漢人的猜疑，這讓他有一種自小建立起來的信仰被玷辱的感覺，他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現狀，隻能痛苦地接納著不得已而為之的漢製。因此這就致使忽必烈在附會漢法的道路上猶豫不決，時退時進。
滿腔熱情去再造蒙古大汗的漢儒們也被兜頭潑上一盆冷水。理想被幻滅和在被懷疑、被牽製的氛圍裏忙忙碌碌的漢儒，也痛苦地品味著現實。1264年左右，忽必烈還沒有從猜忌中喘過氣來，致使中統年間“忝處朝端，謀王體而斷國論”的漢儒群的一員王惲發牢騷說：皇上“今則日：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罵完忽必烈的愚，王惲承認，儒士已處於“用與不用之間”。
政治搖擺的惡果是蒙古舊製過多地積澱到新政權中。如分封采邑製，遍及各生產領域的驅奴製、手工業中的官工匠製、商業領域中的斡脫製、朝會慶典的濫賜橫賞製、貴族世襲的選官製、後宮中的斡耳朵製、怯薛製、貴勳投下製、遍布全國的達魯花赤命官製以及各項民族歧視的法令，都被原封不動或稍加改造後搬到忽必烈的新政權的各個角落。中原王朝本來就有不少的奴隸製沉澱。中國的奴隸製發展不充分，因此造成秦漢以來的封建政權很容易就接承夏商周的奴隸製觀念，直到19世紀徽州還有奴隸製的生產關係，由此對中國封建製開端的熱烈討論，我們也可以給予理解了。現在突然又湧進大量蒙古遊牧民族的奴隸製度，忽必烈的施政思想就不得不引起漢儒的不滿了。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強心針不是更先進的雇傭工資的資本主義製度，而是逆流而施的更落後的奴隸製，中國文明後期的發育遲緩便可想而知了。推究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延續那麼長和為什麼17世紀後的中國反而大大落後於後起的西方文明，請不要忘了忽必烈，也不要忘了中國封建社會原本就是一個大雜燴。
誰也不會否認忽必烈的偉大，但也別忽視忽必烈大汗前後的蒙古貴族給中國文明注射的落後毒液，其餘毒甚至到了20世紀初還能使中國文明感到陣痛。忽必烈搖擺政治的另一惡果是以盤剝為能事的西域商人登上帝國的曆史舞台。王文統之流的言利要員，退出新政權後，高談闊論的漢儒鄙薄理財，因此也無力肩負起籌劃帝國龐大開支的重任。他們理想中的仁政與忽必烈的急需相去甚遠，這樣便出現一個講求實效、忽必烈認為能夠富國裕民官僚集團的空檔。忽必烈除了利用漢儒去建造文職官僚係統外，就必須尋找能給他帶來財富的第三支官吏集團，並用這支勢力去牽製已使自己不放心的漢人集團。自然，以善於理財、經營的，以回回人為主體的色目人便成為忽必烈填空的最佳選擇。因為蒙古騎兵雖然在攻城掠地、殺人、強暴掠奪上都很在行，但對經商和治理國家卻稍遜一籌。
於是，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以阿合馬為首的色目官僚集團粉墨登場，勢力迅速膨脹。
阿合馬勢力的崛起與驟衰，基本上反映了忽必烈時代1282年前的政局走向。20年間以1271年左右為分水嶺，又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阿合馬悄然崛起，後期阿合馬獨擅朝政。
阿合馬的背景材料極少，他不是靠顯赫的家族和卓著的戰功進升的。在中統二年他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據中外史籍的零星記載，阿合馬很可能原是中亞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塔什幹西南錫爾河右岸）的商胡。在蒙古西征時被弘吉刺部按陳擄為家奴。十分機靈的阿合馬在察必還是個姑娘時就獲得了她的歡心，所以察必在出嫁忽必烈時作為陪嫁的滕人而進入忽必烈的生活，供職於察必的斡耳朵。
也許就是因為察必的緣故，忽必烈才覺得阿合馬是可倚重的心腹。中統元年，阿合馬被忽必烈任命為上都開平同知兼太倉使。次年五月派他到燕京去檢點萬億庫的貨物。阿合馬以忽必烈的財政管家身份，到達燕京後，提議立和糴所，充填倉稟，頗具成績，其理財才能從而被忽必烈賞識。1262年十月，李、王文統之變後，阿合馬借東風，乘忌雨，被忽必烈倚任為中書左右部的長官，並兼諸路都轉運使，阿合馬從此掌握了財賦大權。在此任上，阿合馬幹得十分出色，他主要幹了三件事：一是將鍘冶之利籠為國有，由官府興煽鐵冶，然後賣農具給百姓，使忽必烈的國庫迅速充實。二是整頓鹽法，使官鹽的銷售在帝國彌久不衰，獲利甚豐。三是整治策劃了有關財賦方麵的規章製度。阿合馬一係列充盈國庫的措施無疑使急需大量軍用物資、糧餉的忽必烈極為高興，比起漢儒的滿嘴仁義道德，阿合馬的實政自然使忽必烈更為歡心。
1264年，忽必烈撤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改任阿合馬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中書令是真金並不理事，平章政事上是左、右丞相。在短短的4年間，阿合馬以奴仆的身份被忽必烈升遷到宰相的高位，其速度之快令同僚望塵莫及。
1266年正月，忽必烈立製國用使司，阿合馬以宰相位兼領使職。1270年忽必烈為籌措進攻南宋的軍需，撤銷製國用使司，特別成立尚書省、綜理天下財用，原屬中書省的六部及天下行省都歸隸尚書省。尚書省的權力膨脹至中書省根本無法抗衡的程度，中書省雖然存在，但僅是備員而已。而忽必烈任命的尚書省長官就是阿合馬。
阿合馬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在中央迅速達到炙手可熱的地步，至阿合馬領尚書省事，其權勢被推向高峰。
實際上，忽必烈的每一次改組中書省等中央機構，都為阿合馬鋪墊了一塊權力的基石。1264年阿合馬進階宰相位後，首先排擠了與他同級的廉希憲、商挺。接著次年忽必烈罷免了中書省的所有宰相，包括漢人張文謙和漢化較深的線真、耶律、賽典赤鑄等。任命木華黎曾孫安童為中書右丞相、伯顏為中書左丞相。在此之前的中書右丞相線真、史天澤根本無法與阿合馬的能言善辯抗衡。在忽必烈麵前，阿合馬常常顯露自己的生花妙舌，將史、線二人常常駁得無言以對，訥容不語，忽必烈更加“奇其才”。1270年的建尚書省與1272年正月的並尚書省於中書省，為阿合馬的氣焰再添柴薪。
以漢人儒士和漢化較深的少數族人組成的漢法派和以阿合馬為首的、有忽必烈撐腰的理財派在這一時期進行了多次較量。
阿合馬任職中書左右時，忽必烈對待漢人的態度已頗顯冷漠了。此時阿合馬的勢力已令中書省官員忌憚。因為權力與贓物的分配不均，阿合馬黨徒間發生內訌、互相攻擊，忽必烈“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奠敢問”。處處學習魏徵的“廉孟子”挺身而出，“窮治其事”，將所查結果如實上報忽必烈，忽必烈下令杖責阿合馬，罷左右部。這是阿合馬第一次敗陣於漢法派。但阿合馬因禍得福，忽必烈已離不開這位財神爺，不久反而超拜阿合馬為宰相。隨後又專門為阿合馬立製國用使司。在阿合馬任製國用使時，1268年漢法派與理財派再次交鋒。在一群漢法派的建言下，忽必烈決定完善政權機構，在中央設禦史台，於各道設提刑按察司。對於彈劾監察百官的機構設置自然對阿合馬是一種限製，對這種威懾專總財利的阿合馬立即提出反對說：“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如今再設禦史台及下屬機構，繩治其上，怎麼幹事？”廉希憲力爭抗辨道：“立台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疾，自古如此。如果撤去，促使上下專恣貪暴，事情就好辦了？”阿合馬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在此之前，18歲的安童任相前後，對附會漢法忽必烈已心懷動搖。安童少有大誌，13歲時就是忽必烈的四怯薛長，出語驚人，尤讓忽必烈親重。安童深肖曾祖木華黎，與許衡、姚樞等漢儒關係密切，對實行漢法持積極態度。安童可算是漢法派的重要人物。安童人相後，上書建言十事，但卻引起忽必烈的大怒。理財派阿合馬之流又趁機構陷中書省行事“大壞”，忽必烈怒從天降，準備懲治中書省的宰相們，漢法派惶懼異常。姚樞冒險奏諫忽必烈說：“中統以來，附會漢法、承繼祖製已取得重大成就，本應繼續光大，比美先王，臻於至治。以陛下的才略，達此寬綽有餘。但近來臣下卻聽說陛下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樹剛栽下，溉拔移別處，屋剛建成，就複拆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臣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實為陛下憂慮。”忽必烈認真咀嚼了一番這忠懇之言，怒氣漸息。姚樞的“大本”說穿了就是漢法，在理財派的節節挺進下，看來漢法確有廢置之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