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國家穩定的基礎。隨著全國興起的經商熱，以及農村種糧政策方麵的原因，許多農民不滿，意過低的收入狀態，不願多種糧食。他們棄地而走·進入鄉鎮企業，流向城市當“打工仔”，形成“民工潮”。
種糧不能致富，成了許多農民的結論。以1990年為例，種糧的勞動力人均產值2298元，比農村工業少9倍，比農村建築業少2倍，比農村運輸業少3倍，比農村商業少3.5倍。在這種現實麵前，種糧積極性當然受挫。
農民種糧收入低，主要是糧食價格與工業品價格的“剪刀差”存在，使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在改革中，國家根據人民群眾的承受能力，對糧價進行了多次調整。1979年夏季，國家將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20%；同年11月又提高了8種農副產品價格。1986年至1987年，國家又一次提高糧食收購價及城市副食品銷售價。1989年至1991年底，國家又兩次提高糧食及農產品價格，稻米提價37%，棉花提價27%，供應城市居民的大米、麵粉提價60%。1992年3月，國家再次提高糧食統銷價格，實現購銷同價。這次提價幅度為45%。每次提高糧價，都進一步理順了價格關係，調動了農民種糧積極性。1991年比1978午糧食價格總水平提高了238.3%。但是，三種主要糧食的定購價僅提高105%，低於其他農作物價格。而糧價每次上調，又帶動上千種物價上漲，又必須漸進待機而行。糧價低的問題還須進～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也是不願種糧的原因之一。由於農產品市場價相對下降，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服務費高，種糧成本不斷上升，農民種糧收入下降。1992年平均每畝糧食作物收入比1990年下降25%，每百元生產費用獲利減少19元之多。江蘇一位外出打工的農民算了一筆帳，每畝小麥收500斤已算豐產，按收購價賣給國家可得150元；可是這一畝地要用的混合肥、尿素、辣肥、治蟲費就要開支100多元，賺不到錢。1994年他共賣給國家4180斤糧，不但沒有拿回一分錢，還要倒貼264元。種糧積極性從何而來呢？
農民負擔名目繁多。集資攤派已成一大負擔。據統計，農民出工、出錢、出物的攤派達70—80項之多。1992年，國家規定各種負擔不得超過農民人均收入5%的界限，有些地方卻達到了2%，甚至出現了逼死人的現象。民謠說：“國家農稅輕，縣鄉提留重，村組攤派無底洞。”
由於以上原因，有些地區的農民剛脫貧，又返貧。1990年四川調查了5500戶農民，減收戶達60%。農民種糧不賺錢，勞工大量外流，許多地方出現土地荒蕪的景象。從邊遠山區到山東半島和中原的河南省，到處出現荒地。一位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戰士望著山東半島大片農田成為荒地，眼含熱淚說：“這大片土地，都是當年用鮮血～步步打出來的，如今竟成了荒地！”
農民由於各種困難不願種糧的問題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第一，把農業擺在首位，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實施科技興農、教育興農戰略，加快農村交通、電力、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二，繼續深化農村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農產品價格的改革，理順價格關係，扶植鄉鎮企業。第三，樹立大農業觀念，搞好農業綜合開發，嚴禁破壞農村資源的行為，加強土地管理。第四，下大力氣減輕農民負擔。1992年初中央和國務院在先後發出減輕農民負擔的4個文件之後，又正式頒發了《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件》，提供了減輕農民負擔的法律依據。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任何困難和曲折也改變不了農民走向富裕的大趨勢。中國的農民已經在改革中跨過了溫飽階段，將逐步走向更加富裕的小康階段。
（劉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