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節一過，客運列車便忙碌起來，京廣線、京滬線的大城市車站滯留著大批從農村出來的北上南下的“打工族”。據報載：1993年從年初一至元宵節，經廣州火車站出站的外地民工已超過100萬人。盡管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已動用臨時客車，甚至大篷車專門運送南下民工，但京廣沿線車站仍然滯留大批等待南下的民工。上海火車站1993年2月初回流量已達60多萬人次，絕大部分是到浦東的“打工族”。
“打工族”從農村流向城市，給交通運輸帶來了極大壓力。每年春節前後，數以千萬計的民工往返於城鄉之間，致使鐵路客流量暴漲，一些鐵路幹線、車站旅客擠塞，列車嚴重超員，超員率達100%，甚至130%。有的列車因負荷過重，造成車廂底盤彈簧壓斷。在某些車站，大量農民為強行上車，往往撬開車窗蜂擁而上，這不僅給車站工作人員的管理帶來很大難度，也給車上旅客帶來了極大麻煩與不便。
“打工族”大量流入城市，也增加了城市負擔。本來城市的住房、交通就比較擁擠，“打工族”的湧入，加大了這些方麵的負荷。同時也給城市的社會治安、市容市貌、環境衛生造成了一些混亂，在城市裏往往“打工族”集中居住的社區，就是髒、亂、差社區。“打工族”無戶籍管理，流動性大，發案率高，是城市社會治安的難點。1989年，上海公安機關抓獲的外來人口違法犯罪占全部刑事作案成員的1/3.而據1988年統計，重慶市暫住人口發生的刑事案件也已占全市刑事案件的40—50%。
“打工族”大量流入城市，也給計劃生育工作增加了難度。“超生遊擊隊”的主體就是“打工族”。有的民工為了多生孩子，不惜東藏西躲，把城市的臨時工棚作為逃避計劃生育的場所。據成都市東城區調査，全區流動人口中，1988年計劃外懷孕的146例，其中非婚孕34例，多胎孕15例。
“打工族”絕大部分是從農村出來的青壯勞力。由於青壯勞力外出，家中的土地便由年老體弱者耕種。根據在浙江、江蘇、安徽等地調查，農村中缺乏青壯勞力已成為普遍現象，有些村落的種田隊伍幾乎80—90%是由婦女和50歲以上的老人組成。這往往造成田間管理粗放，水利失修，畝產量下降。
城市裏“打工族”的大量湧現，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在這之前各地政府對農民進城打工嚴加控製。1979年以後，政府對農民進城打工逐漸放鬆，以至最後確立了允許農民進城從業的政策。除了政策變化的原因外，還有以下三點是導致“打工族”大量湧入城市的原因。
一是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需要謀求出路。1979年後，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廣，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村的勞動生產率有了極大提高。這樣，家庭剩餘勞動力就比較突出。另外，隨著農村人口增加，人均土地麵積逐步減少，也加劇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據1991年統計，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達1億多，有的學者預測，到本世紀末，中國將有6.6億農村勞動人口，其中3.16億將成為剩餘勞動力。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力需要謀求出路，進城打工是最簡便的途徑，於是在沿海和內地經濟較發達的大城市，就出現了一支龐大的“打工族”隊伍。據統計，1990年底，全國農村流入城市的人數達7000萬人。照目前的流入趨勢，我國1995年流入城市的“打工族”將突破1億人，到本世紀末流入城市的“打工族”將達2億人。
二是城市經濟迅速發展也對農村低價勞動力有較大需求。由於文化、心理等方麵原因，有許多工作，城市人不願幹，如建築業、搬運業、紡織業、修補業和一些髒累的職業，這些職位的空缺，也為“打工族”流入城市提供了就業機會。目前上海建築行業使用的外地民工多達51萬人。
三是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往往超過在農村務農的收入。增加收入就可以改善生活。“打工族”雖不能達到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比在家務農顯著改善。
“打工族”的大量出現，雖然給城市生活帶來負荷，但也為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力，也使得農村剩餘勞力資源得到利用。目前，應加強對“打工族”的管理，避免無序流動。地方政府要完善勞務組織，建立勞務監察和服務性網絡，對“打工族”的流向給予指導，克服流動的盲目性。主要大城市可以建立行業勞務市場，對“打工族”實行市場化管理。同時，推行打工證製度，控製“打工族”數量，提高“打工族”的素質。
（樊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