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由於幅員遼闊，經濟不發達，交通不便，長期以來，在全國形成了一個方言大世界。在曆史上，我國語言文字的高度一致性是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過多的方言也影響了經濟更好的發展、國家更加昌盛。
就漢語說，有北方話、吳語、粵語、閩南話、閩北話等，相互差異巨大，簡直如同外語。一種方言因地域不同，往往又分為支派，如北方話又分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還有一些其他變體，如流行粵、桂、閩部分地區的客家話，保留了較多的漢語古音韻，既不同於北方話，也沒有被粵語同化。領導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便是講客家話的客家人。方言是可以分為越來越多的支派的。如山東話屬北方話中的北方方言，但魯西北地區與魯中地區便見差異，膠東地區則另有一番韻味了。山東省德州市東郊的一個普通的村莊王張屯村，村中心一條南北大道，路西、路東曆來口音不同，西邊是區分“Z，C，S”與“zh，ch，sh”的，東邊則一概不加區別，讀作“Z，C，S”。毛澤東同誌的老家湖南湘潭也有類似的情況。1915年4月5日，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日記便記載：“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
方言的存在，有礙於社會文明的進步，阻礙人們之間有效的交流。當然，如果一個山東膠東人與一個天津人對話，音韻差異雖大，尚且能夠聽懂語意。但如果地域跨度一旦拉大，進入不同方言地帶，語言之間近乎異邦。如上海人講“到快哉”，操其他方言的人便很難聽懂其義為“快到了”；福建福州人講“你有讀冊無？”，操其他方言者也不懂其義為“你讀過書沒有？”；粵語講“你食先，唔使客氣”，隻有落在書麵上才能被其他方言的人看出八九不離十。所以，方言不僅是語音不同，而且語法、詞彙都各有特點。
方言的延續與落後經濟狀態下人員交流少、社交活動少、大多數人祖祖輩輩守著本鄉本土，隻與左鄰右舍和近處交往有關。這種狀態，必將隨著現代社會的進步而成為曆史。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空前統一、強盛，推廣普通話早已提上了日程並收到一定的成效。許多地方規定，幹部在大會上講話，教師在課堂上講課，一律要講普通話。
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內交往的密切，講普通話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推廣的優勢。普及普通話已成為大勢所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各地代表和委員都用普通話發言，連方言土語較重的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來的代表和委員，普通話也講得很好。甚至新疆維吾爾族代表、貴州深山區的苗族委員，也能流暢地講普通話。
湖北省1994年實行一種新辦法，把會講普通話作為優先招收工人、提拔幹部的一個條件。湖北講普通話的人多起來了。
香港越來越多的就業廣告，招聘會講普通話的人。年逾古稀的陳和景先生，痛感於港人大都聽不懂普通話，購物問不明價格，問路講不清地名，乘車遭司機愚弄，下決心在港人中推廣普通話。他花掉一百多萬元的個人儲蓄，四處奔走，八方求援，為了香港600萬同胞和100多萬就讀學生都能講普通話，做到所有中國人“語同音，耳無礙”而努力。1994年6月趙樸初先生為此題詞曰：“同文曾助九州同，但惜方言語未通。”
在北京站，從全國來的經商者、打工者，一下火車，就能講普通話，問路搭車。安徽來的“小保姆”們，在北京幹上兩年，開口全是地道的普通話。
無論方言多麼固執地束縛著一些人的口音，隨著講普通話大潮的衝擊，它進博物館的日子已不會太遠了。
（劉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