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由於幅員遼闊,經濟不發達,交通不便,長期以來,在全國形成了一個方言大世界。在曆史上,我國語言文字的高度一致性是保證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過多的方言也影響了經濟更好的發展、國家更加昌盛。
就漢語說,有北方話、吳語、粵語、閩南話、閩北話等,相互差異巨大,簡直如同外語。一種方言因地域不同,往往又分為支派,如北方話又分為: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還有一些其他變體,如流行粵、桂、閩部分地區的客家話,保留了較多的漢語古音韻,既不同於北方話,也沒有被粵語同化。領導太平天國起義的洪秀全,便是講客家話的客家人。方言是可以分為越來越多的支派的。如山東話屬北方話中的北方方言,但魯西北地區與魯中地區便見差異,膠東地區則另有一番韻味了。山東省德州市東郊的一個普通的村莊王張屯村,村中心一條南北大道,路西、路東曆來口音不同,西邊是區分“Z,C,S”與“zh,ch,sh”的,東邊則一概不加區別,讀作“Z,C,S”。毛澤東同誌的老家湖南湘潭也有類似的情況。1915年4月5日,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先生日記便記載:“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
方言的存在,有礙於社會文明的進步,阻礙人們之間有效的交流。當然,如果一個山東膠東人與一個天津人對話,音韻差異雖大,尚且能夠聽懂語意。但如果地域跨度一旦拉大,進入不同方言地帶,語言之間近乎異邦。如上海人講“到快哉”,操其他方言的人便很難聽懂其義為“快到了”;福建福州人講“你有讀冊無?”,操其他方言者也不懂其義為“你讀過書沒有?”;粵語講“你食先,唔使客氣”,隻有落在書麵上才能被其他方言的人看出八九不離十。所以,方言不僅是語音不同,而且語法、詞彙都各有特點。
方言的延續與落後經濟狀態下人員交流少、社交活動少、大多數人祖祖輩輩守著本鄉本土,隻與左鄰右舍和近處交往有關。這種狀態,必將隨著現代社會的進步而成為曆史。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空前統一、強盛,推廣普通話早已提上了日程並收到一定的成效。許多地方規定,幹部在大會上講話,教師在課堂上講課,一律要講普通話。
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國內交往的密切,講普通話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推廣的優勢。普及普通話已成為大勢所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會,各地代表和委員都用普通話發言,連方言土語較重的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浙江來的代表和委員,普通話也講得很好。甚至新疆維吾爾族代表、貴州深山區的苗族委員,也能流暢地講普通話。
湖北省1994年實行一種新辦法,把會講普通話作為優先招收工人、提拔幹部的一個條件。湖北講普通話的人多起來了。
香港越來越多的就業廣告,招聘會講普通話的人。年逾古稀的陳和景先生,痛感於港人大都聽不懂普通話,購物問不明價格,問路講不清地名,乘車遭司機愚弄,下決心在港人中推廣普通話。他花掉一百多萬元的個人儲蓄,四處奔走,八方求援,為了香港600萬同胞和100多萬就讀學生都能講普通話,做到所有中國人“語同音,耳無礙”而努力。1994年6月趙樸初先生為此題詞曰:“同文曾助九州同,但惜方言語未通。”
在北京站,從全國來的經商者、打工者,一下火車,就能講普通話,問路搭車。安徽來的“小保姆”們,在北京幹上兩年,開口全是地道的普通話。
無論方言多麼固執地束縛著一些人的口音,隨著講普通話大潮的衝擊,它進博物館的日子已不會太遠了。
(劉書林)